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疫情防控极速扩大了对医疗物资的需求，平时的工业生产根本无法满足，必须对工业部门进行高强度且持续性的动员。而一国工业生态体系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以及健康而多层次的工业文化，是紧急情况下进行高效工业动员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此次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在一些高技术或市场需求小的工业领域仍然存在短板，也给此次疫情防控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整体上追求控制的工业文化，这为迅速而全面的工业动员扫清了障碍，但过分追求控制的社会文化，也容易忽视工业发展的弊端。因此，中国应当继续不遗余力地健全工业生态体系，并且努力构建起反思性的、辩证的工业文化。
马修·J.斯劳特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院长
马特·里斯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高级研究员
翻译：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为制定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冠衰退”的正确政策，必须从正确判断疫情会造成何种经济冲击入手，那就是家庭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迎来一次广泛且深度的萎缩。而应对这一冲击的最佳方式是采取彼此关联的三步式举措：对可以遏制新冠 疫情传播的行动进行投资、为因消费需求缩减而遭受打击的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一场金融危机。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目前的政策应众两个层面上考虑，一个层面是疫情应对或者救济，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让个人不因为失业，不因为收入的中断而无法生活引起社会问题。大量的企业不因为疫情的冲击而退出市场，让他还活着，但是肯定是很艰难的活着。第二个层面就是刺激。这有几个着力点：一是这种需求，可以由政府直接来提供，比如说微观主体基本上停滞了，就由政府直接来推动经济的运转。二是给经济体输入外部的或者由政府提供的一种需求，让经济体有必要的需求形成循环。三是着力运用杠杆，通过政府的需求撬动微观主体的投资来形成杠杆效应。
管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
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从2008年危机应对的经验看，以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可能会抑制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产生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如果这次疫情应对依然以基建投资为抓手，可能令我国产业结构有所退化，这不利于解决企业生存、劳动就业普遍饱受疫情冲击的问题。那么，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会进一步凸显。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此次危机中，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的转化，很可能体现在如下的风险传导链条：需求减少+供应链中断—>订单缺乏—>企业资产负债表危机—>流动性短缺—>企业债务爆仓—>银行坏账增加+债务违约增多—>消费大幅疲弱—>危及金融机构—>发生金融危机。由经济危机开始，服务业的客户基础开始动摇，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客户市场和成本，基础性经济危机最终在滞后一段时间后演变为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展示的市场情景就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所熟知的金融危机。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肯定要载入国际社会危机处理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用视频连线的形式，聚集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既有实质作用，更有象征意义。从实质作用来说，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险，并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共同应对；从象征意义来看，它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3.5版时代，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开始进入国际操作层面的时代。
章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预计G4（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加上中国的整体财政赤字率会上升至7.3%，刺激力度高于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6.5%。当下美国和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将出台的财政刺激是否能成为抵挡全球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我们认为目前全球协同财政刺激更多扮演的是“齐格菲防线”的角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全球经济过早陷入长周期实质性衰退（相对于今年的全球经济技术性衰退），但无法改变全球经济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陷入长周期实质性衰退的结果。
孙明春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琬清
海通国际证券
赵洪岩
海通国际证券
最近，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对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挤兑”。虽然这种需求不是常规性的，但也引起公众对中国医疗卫生行业供需状况的关注，尤其是考虑到“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过去多年困扰中国政府及百姓的难题。分析表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失衡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解决失衡除了增加投资、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外，更要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改革政策应着力于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存在不合理的资格、专营权、价格、数量等方面的管制政策，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及时取消而沉淀下来的“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尽快取消，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变，中国生产要素条件变化趋势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15年在年均4%-5%之间。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谋划未来的发展，特别是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改善，实现更具内生力和高质量的增长，需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财政金融刺激而忽视近年来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速乏力趋势，而这一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障碍是结构性因素，包括要素条件持续恶化、制度改革滞后两大结构性问题。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制裁是一部法律规则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规最具有生命力的象征或保障。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好比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没有制裁，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现在来看，在地方立法中，我们对“应当”的规定很多很多，但对制裁的规定却很少很少。如此下去，“法律不长牙”，“法律不戴剑”，太多的“应当”也就形同虚设，发挥不了作用，“好比拿起了鞭子，但从不落下”一样，法律成了稻草人，只管得住君子，却管不住小人。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罗曼·弗雷德曼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数百万人因经济严重受损而丧命的极大可能性为政府行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据。这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做出努力：1.由于有效应对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迅速陷入短缺，应将各经济体的现有产能导向这些方面以克服这一状况。2.对那些未直接参与应对危机的企业给予支持以使它们可以继续供应基本商品和服务。3.确保民众有足够能力去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4.建立一套金融机制以帮助那些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人。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目前的情况是，本届美国政府更倾向于短期的零和收益，很少关注体系和联盟的重要性。对“美国优先”的定义过于狭隘。回避了长期且开明的利益观，标志着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前后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走向湮灭。当前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不仅来自于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因素，更来自于目前美国国内未能适应和左右新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这是美国要从新冠病毒防疫中吸取的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
郝群欢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与2015年MERS疫情时相比，韩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确实有显著的改善。日前，美洲多国表示要向韩国学习抗疫经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直接向文在寅总统发出了请求支援医疗设备的求助信号。但也有观点指出，其他国家在效仿韩国抗疫模式时会遇到政治意愿和公众意志的障碍，而对于一些深陷疫情的国家来说，要想像韩国这样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经“太迟了”。
李晓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全球化不是简单地逆转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了。这种分裂刚刚开始，疫情将发挥怎样的影响？我们期望它会发挥弥补作用。但遗憾的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抛开对手的错误或攻击不说，现在中国恰恰需要理性、冷静思考的是，努力弥合这种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扩大这种分裂、往业已扩大的伤口上撒盐有利？
西蒙·泰成志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杰西卡·沃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所长
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增加了东盟选边站的压力。在选边站的问题上，东盟必须谨慎，因为每一个决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事态的转变通常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个决策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而每一个决策都决定着事态的走向。现在讨论东盟选边站的问题仍为时尚早；东盟成员国应当根据问题选择立场，尤其在做重大决策之前，进行更密切的对话与合作，确定各种决策的潜在影响，以便在中美博弈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