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不平等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著有《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等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范和生
安徽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拉丁美洲研究,著有《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等
中国、美国与拉美是环太平洋重要的三角关系。从中美拉三边互动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提高尚不具备挑战美国在拉政治利益的实力。在不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前提下，中美拉具有实现三角关系动态平衡的重要根基，究其原因是中美在国际事务治理中，更多的是合作共赢，而不是对抗得利。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经济、中日经济关系、东亚亚太区域合作、国际金融与货币体制、气候环境能源政治经济秩序等
亚洲金融风暴已过去20年,尽管各国经过努力重建了增长中心地位,世界银行也再发报告肯定《亚洲的复活》,但痛定思痛,亚洲依然残留很多结构性课题值得反思——适合本地需求的汇率制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乃至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建设都已浮出水面,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陈宝森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全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主要著作:《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等
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正道，因为当今时代已经远离殖民主义、孤立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正常经济贸易交往实现合作共赢。这才是让美国再次强大应该走的正确道路。现代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和互联互通在全球优化资源配置，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好处。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法理学基本概念、法治与公共政策、司法原理和制度,著有《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
被刑事追究者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辩护地位的强化不只是表现在律师的“提前介入”上而且还表现在为保证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各种措施上。
房乐宪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吴学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从历史和现实考察,欧洲对伊斯兰的恐惧实质上是一种排外主义情绪,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欧洲长期以来存在着自我认知的优越感,一度将伊斯兰建构为欧洲文明的对立面。同时,在与伊斯兰的互动过程中,欧洲一直对外输出各种意识形态,由此激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恒久敌意,也造就了许多失败国家——前者演变为恐怖主义,后者则成为难民潮的重要根源。当前欧洲右翼势力兴起,试图隔离伊斯兰的威胁。然而这种"围墙心态"违逆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逻辑,也难以有效应对欧洲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构成的挑战。因此,重新审视欧洲自身对伊斯兰的认知塑造和政治建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廖成梅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副教授
刘国强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美国以保护互联网自由为名向中亚国家施加外交压力,加强对美国以及中亚网络媒体的支持,通过社交网络鼓励年轻人的抗议活动,积极在中亚推进培训互联网活动分子的项目,推进中亚国家加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组织等是美国对中亚网络外交的主要方式。
张昊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副主编。研究领域:苏联史、俄罗斯近现代史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中，俄罗斯一直是一个以欧洲“中心”为坐标，不断试图进入“中心”的“边缘”国家。苏联时期俄罗斯摆脱了世界体系，但是苏联解体后重新沦落到边缘位置，进入世界体系中心仍然是它的核心目标。“大欧洲”战略的失败推动了“大欧亚”战略的提出，深层次里反映了俄罗斯从“融入”到“重建”的转变。但是俄罗斯战略思想中“以空间换时间”的历史经验，以及“转向东方”的效果不彰，加重了俄罗斯的战略迟疑。从“大欧洲”到“大欧亚”的理念切换反映了俄罗斯面向亚太、在未来世界中获得新的基础的渴望，但是在世界新格局尚未定型、世界政治的发展仍处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大欧亚”与其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长远之策，不如说是一项临时脱困的权宜之计。
庞中英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科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球化的世界要求整体的和综合的解决方案，但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困难。不过，全球治理的高难度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不可能。总体来看，消除和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及其体制。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导作用。三是大国协调、大国合作、大国带头。
程春华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
民粹主义的起因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需要运用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民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综合考察。政治与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经济社会问题催生的愤懑情绪、“文明冲突”的内化影响、他国民粹主义的外溢效应、科技革命与网络技术的重构效应，都是激起民粹主义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