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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强制性低、多元化不足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两大特征。前者使得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的合法性较强,不容易引发双边摩擦和冲突,但是缺点是保障力度不足,资源投入和安全供给之间的关系也较为间接;后者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明显短板,使得中国难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恰当的保护方式,经常要以政府应对非政府行为体,打“不对称战争”。其中非盈利性的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国际化不足更是短板中的短板。

韩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世纪后半叶美国赶超英国时,英国没有试图遏制或延缓美国的崛起,两国保持了和平和稳定。美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发展对外关系,没有沿用传统上大国以军事扩张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弱化了对英国的直接挑战。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对外拓展利益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崛起效率。另一方面,不能因此认定美国崛起时真正实现了世界性权力的和平转移。美国当时的经济外交并没有防止后来的对德战争,还侵犯了中国及其他不少中小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现在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机,信息技术解放了劳动力,生命科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物质的进步使人类的痛苦大幅减少,这是属于人类的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以友谊与合作去尊重共存。中国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张敬伟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欧盟对华关系面临调整很正常,但是,欧盟要有主心骨而不是跟随美国,否则,中欧长期形成的不错战略关系或面临恶化危险。关键是欧盟现在成了松散、各行其是的利益共同体。面对中国释放的利益信号,欧盟很难像美国那样对华一个声音说话和一个拳头发力。因此,欧盟对华新战略,也只是释放深度焦虑而已。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现有的监管无效呢?监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有完美的监管制度。中国监管问题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制度隔离”的现象,即监管者和普通人民并不在同一个制度体系里面,或者他们表面同处一个制度体系,但被一种制度所隔离。笔者从前称这种现象为“城堡”现象,即中国仍然有太多的特权系统,这些特权系统把监管者和老百姓隔离开来。

贺凯

作者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在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中国以及东盟等各方行为体越来越倾向于实施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等不同形式的制度制衡战略,通过在多边机制中的竞争来追求自身权力和影响力的最大化。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崛起所实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目的是平衡和限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可以采取机制分化策略和包容性制度制衡的战略选项,以抗衡美国的印太战略给中国崛起造成的战略压力。

郎平

法学博士,研究员,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在国际秩序解构与重塑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已经成为亟需思考的问题。对于网络空间而言,建立国际秩序就是不同行为体通过确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制定国际规范,从而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和冲突的过程。未来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制度平台的选择以及规则制定的博弈,而秩序形成背后的演进机制则取决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博弈。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将成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建立的重要参照。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欧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巨大的相互贸易、投资利益以及共同安全架构的盟友,是冷战时期传统西方阵营的核心部分,“跨大西洋政策”也是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第一”的政策宣示和行为下,美国对欧洲政策出现巨大变化,特朗普正使用其压迫型、交易型和混合型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重新修正传统的美欧盟友关系。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欧盟已经把其对华政策置于其“共同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其对华政策在连续中有深层的改变。欧盟一如既往地要求中国“在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承担更多责任。如,在落实欧盟充当“全球领导”的气候变化治理上,欧盟将继续向中国施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同现在的美国,在WTO等国际组织的改革中,欧盟也不再认为中国还是那个近20年前加入WTO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理解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外根源?中国是否有超前的、有效的应对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方案?

格雷戈里·艾伦

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

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商用上具有优势,但中国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主要弱点在缺少顶尖人才、技术标准、软件平台、半导体技术方面。清华大学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统计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据该报告,至2017年底,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库有204575人;其中,美国排名第一,有28536人,中国排名第二,有18232人。但是,中国在顶尖人才数量上仅位列全球第八。排名第一的美国有5518名顶尖人才,而中国只有97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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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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