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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会成员及创始理事

中美两国间各种交往的基础是经济贸易,而经济贸易安排与其他领域问题本质性的不同的是,经济矛盾是可以通过国家间进行利益交换得到解决的。在经贸关系这块“压舱石”已经成为“有动力的转向舵”的此时此刻,防止这一本质上最容易相互包容领域的矛盾将双边关系整体拖入螺旋式下降实为明智之选。这次两国关系的全面调整始于经贸领域,说明当事者还是有智慧的。

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针对投融资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开展协商谈判,在金融监管合作、投融资方案设计、债务违约处置、投资保障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但在实践中由于缺少顶层设计,许多方案在实施中仍然存在种种障碍,问题久拖不决,致使资金运转与一些项目推进并不顺畅。大量事实证明,采用拖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且有可能错过最佳时点。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创新。

阿里安·塔巴塔拜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摘译:李博冉

不论对朋友还是敌人,特朗普都在施加压力。过去两年中,这一策略看上去给他带来了不少成果。例如,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议,达成在特朗普看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条约;又如,和中国持续地打贸易战。然而,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这两个问题令核不扩散原则面临巨大挑战)上,“极限施压”策略暗藏风险。“极限施压”要想取得成功,目标必须现实可行,奖惩必须平衡,还不能急于求成。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特别助理、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环保问题可能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关乎成败。一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不能抱有寻找“污染天堂”之心,而是应当严格遵守当地环境管制标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与当地社区及环保组织进行沟通的技能,逐步积累共同解决环保问题的经验。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资大都是中国国有企业单边投资为主,并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误解,若要真正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落到实处,就得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和金融撬动作业,让全球投资者都参与进来共建、共享。建议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吸引国际投资者全面参与其中,弱化“一带一路”的政治属性,强化经济属性,避免被误解为“马歇尔计划”,避免中国单边投资和单边援助,只要“一带一路”坐实后贸易的出口就自然打开了。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中国改革三步走》等

刘伯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命题,而非一个安全战略命题。“一带一路”不仅不会加深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而且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强化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既有纽带,避免两国坠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来说,下一阶段的“一带一路”不仅要继续提高其开放水平、努力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而且还要把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纳入进去,形成发展机会共享、双向互动的局面。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上台以后,逐渐确定了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基调。在过去一年多,贸易冲突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热点,而在贸易冲突之下涌动着一股巨大的历史潜流,即美国正在形成“全政府对华战略”。在当前的语境下,“全政府对华战略”意指美国政府试图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一战略与以往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为不同。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成品的贸易。到2010年的时候,60%的贸易量是零部件、原材料等各种中间品的贸易,40%是产成品。到了去年,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因此,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做的,而是几十个国家,是几百个企业,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组合的。这样,世界贸易格局变了,表现为货物贸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这些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朝核-外交到了一个分岔口。朝核是继续发酵,比如说核试验活动重新启动,中远程导弹发射,最终让外交陷入冰冻,半岛形势进入新的周期?还是说,朝核冻结甚至向无核化方向缓慢迈进,外交活动不断突破,在越来越频繁的外交互动中,最终消解朝核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周天勇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讲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著有《劳动与经济增长》 《效率与供给经济学》 《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等

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供给安排?并且,这些供给品如何从供给方和需要方进行区分,供给品组合结构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结构?这些问题需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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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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