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显示，美国产业分布（比如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分布）和不同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比如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决定该区域当选议员对贸易的态度，议员态度的分布进而决定贸易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往往是一个慢变量，这意味着特定选区的议员对贸易的态度其实很难改变。所以，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期都难以改变。但在美国政治进程当中，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一直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总会有其他扰动性因素出现。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呈现出增速集体回落的格局，但的确不用对2019年全球增速过于悲观。美国经济增速有望从2018年的2.9%回落至2019年的2.2-2.3%，欧元区经济增速有望从2018年的1.9%回落至2019年的1.1-1.2%，但依然谈不上衰退。目前美国经济的高频指标显示的走向是较为不确定的，美国经济本轮软着陆的概率要显著高于硬着陆的概率。
格雷厄姆•艾利森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有无数不同的国家陷入灾难性的冲突，而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的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或一种积极的大国关系。中美应在必要领域进行合作——防止战争的问题和通往战争的道路以及需要双方都参与的领域——联合军事演习可能是前进的方向。中美应该在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寻求预防措施。其次，气候合作是合作的关键领域，这对所有各方都至关重要，也是一个重要的共同利益。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解读中国外交政策》《日本的決策》《大国政治与外交》《解读中国外交政策》《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等
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可能是复合型，也就是说，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是竞争的因素会更多一点，中美双方会出现一个对峙的局面。这个对峙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而且这个对峙的范围也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贸易领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贸易战和高科技战，例如围绕着华为所引发的引人注目的争斗。同时也有所谓的热战，也就是南中国海上的围绕着自由航行所引发的冲突，以及在政治外交领域里面的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从大国关系调整的态势可见，美国的霸道虽引起各大国的不满,迫使各大国之间加强合作，但作为美国盟友的大国在各方面仍严重依赖美国,不可能联合其他力量反对美国;新兴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对付美国，而它们之间也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强硬而不受欢迎，但正是这种强硬做法，正在重构能够确立美国霸主地位的大国关系。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纵观整个亚洲，工业生产、贸易、价格和利润增长均呈现放缓态势。市场对于前景的情绪依然不容乐观。总体而言，今年经济增长应进一步放缓，但我们认为年内将见拐点。下行动能很可能从第二季度开始逐渐变得不再那么负面，并在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回稳并改善。改善程度主要取决于美国进一步放缓的幅度，以及中国工业产出需要多久复苏。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贸组织的决策效率不够高，需要进行改革。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大多数国家支持多边主义，这是世贸组织改革达成一致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如果一两个大的经济体还是坚持采用单边主义做法的话，那么，世贸组织的改革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必须还需要有第二套、第三套计划。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经济学原理》《商业世界的经济学观察——管理经济学案例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等
发达国家调试对华政策并非偶然，而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中国发展与世界格局演变客观形势的必然产物。但这种强调竞争博弈的新动向，受到其它限制性因素与相反力量的制约与平衡，因而并未构成具有确定含义的潮流性转变，前景也并非注定导向新冷战或某种冲突陷阱。
章百家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美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这种不同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双方彼此的认知、相互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认识中美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智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历经疏远、同盟、对抗、对峙、缓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状况。在丰富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选为2015年度长江学者,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等
当前的国际秩序仅在开放贸易或经济意义上,而非在政治意义上属于“自由主义”,却被贴上了自由主义的错误标签。关于未来的国际秩序,本文提出三个重要的论点:第一,更加注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持续存在,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将大大减弱;第二,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将会更多地自下而上且带有更多的竞争性,而不像之前主要自上而下的强加;第三,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经停滞,而且也很难重新回到曾经的势头,区域秩序变得更加关键。未来国际秩序将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