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恶化、全球经济衰退、脱钩压力上升，以及美国科技出口限制收紧等。此外，今年中国的杠杆率也可能大幅上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望持续保持较快速的增长、国内消费市场体量和发展潜力巨大、技术不断升级、数字化提速、改革开放推进，以及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仍有充足的政策储备和空间可以应对外部冲击和债务风险，这些都是国际投资者不可忽视中国的理由。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大幅升温，对华科技限制大幅收紧或者脱钩压力明显增加等。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商务部8月31日宣布从当天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2升装及以下葡萄酒启动反补贴调查。同时，鉴于澳大利亚“持续的负面营商环境”，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8月31日宣布，将提前终止对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联盟（NRL）球队的堪培拉奇袭队已持续近十年的赞助。诸多迹象显示，中澳经济关系未来可能滑向新的低谷，加大两国的经济裂痕。
孙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副研究员
近期，党中央多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毋庸讳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而推动僵尸企业退市就是打通国内生产环节的重要着力点，是建设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主要抓手。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过去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三大描述中国外部环境的说法：一是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在改革开放前讲的比较多；二是强调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这是引导我们看外部世界的基本思路；三是拥抱全球化，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我们对世界格局走向的认知发生变化。当然，近些年出现过“引领全球化”的说法，这次中美关系复杂化之后，“引领”这两个字说得比较少了，现在从中国如何看世界有些迷茫。
胡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美关系持续下行，加之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国内外不断传出类似“美国要轰炸甚至占领中国南海岛礁”的所谓内部消息，中美双方的前沿兵力也都在强化存在和威慑，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纷纷担心，继贸易战和科技战后，“中美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任何军事冲突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至少，其中一方需要具备与对手进行冲突的意愿和条件。基于理性的判断和推测，笔者尝试回答，美国大选前后，中美军事冲突的风险有多大？风险究竟在哪里？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金融将呈现深刻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趋势，需要提出新的问题。对此，构建新的思维框架。一是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二是探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边界。三是储备货币把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分成两个阵营。四是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五是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田湘波
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分析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行为策略、制度安排、期望机制、规范模式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对其进一步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存在个人主义偏向、公平性缺失以及约束机制不足等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在适用这一理论框架的时候，既要保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实用性，即以利益追求促进个体与制度的互惠互动关系，同时突破其局限性，并适应中国国情，增强宪政基础，以法治促改革，全面加强制度监督，健全多元化监督机制，优化执政党建设，最终建立腐败治理的有效监察体系。
何鹏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王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系和框架进行了重大改革，美联储拥有针对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和宏观审慎管理大部分工具的控制权，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促进两者的紧密结合。美国和英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看似区别较大，但在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密切结合这一重要原则上是共通的。为更迅速、有效地识别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借鉴美英等国的经验，我国应大力强化央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强化央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
杨良松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只有充分问责，才能真正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问责既应有事前防范，也应有事后追责。既可有横向的本级政府内部人大、审计等问责，也可有上级部门的纵向问责，还应有市场问责和百姓问责。应完善制度建设与执行，充分发挥各类监督主体积极性，有效防范不合理举债和债务风险。但无庸讳言，目前的问责工作确实仍存在一些可供改进空间。如信息方面，目前的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完整性规范性不足，质量有待提高；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公开度尤其不足；部分省级政府只公布本级信息，不公布全辖区信息。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治理的效能，即在于适应新结构的形成而生产与其结构需要相适配的新功能，并使之在矛盾运动中维护社会稳定。从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上说，人口转变与人口负债的形成、城镇化与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中产阶层的形成与中产化特征的强化以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既表征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也奠定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这些因素在“十四五”时期的进一步显化，将导引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所实现的快速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自于它在1978年做出的发展战略上的根本转变。它放弃了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赶超思想，并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在给予原有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变成竞争优势，并由资本的快速的积累和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扩张，不断矫正不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结构，为消除转型期的各种扭曲创造条件，在稳定和快速发展中过渡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在制造业上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世界工厂。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如果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作为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指标，31省市中上海财政自给率最高为104.28%，是唯一比率超过100%的地区。前五名为上海、浙江、广东、安徽和北京，自给率均75%以上。财政平衡性较差的省市包括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均在25%以下，其中西藏最低仅11.28%。尽管从总体而言，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仍然可控，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持续下降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直接影响到政府运转、各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富景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全球能源需求急剧下降，这加剧了能源市场主要行为体对市场前景的悲观预期，由此相应地改变了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和互动关系。油价震荡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已不再是消费国争夺油气产区的传统能源博弈，而是转变为油气生产国争夺出口市场的新型能源博弈。如何构建有效平衡能源市场各方利益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应利用自身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角色，提升其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
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要确保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与消费持续升级；要确保民营企业享有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要确保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促进中国企业通过各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要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
楼继伟
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长期看，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是受资本趋利的因素所推动的，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收入分配的恶化，就业机会的转移等，需要各国采取政策加以校正，特别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予以校正，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同时，放任自由的全球化也不可持续，需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