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在“印太战略”推进上，莫迪政府同美国及其盟友打造海上战略“准同盟”的意图日益凸显；在对外经济布局上，大幅推进同中国“经济脱钩”，并希冀重塑印度同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价值观念上，刻意突出中印意识形态差异和对立，以所谓民主国家自居，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印度的这些战略调整，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则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印度认为其战略投机空间加大。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中国的广义数字经济规模却远小于美国。2018年，中国广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4.8%，而美国达到了60.2%；从数字经济的内在结构来看，美国非核心层数字经济规模达10.8万亿美元，高于中国的3.8万亿美元，同样美国非核心层数字经济占广义数字经济比重为87.7%，也高于中国的76.5%，这说明美国各行业与数字化融合的程度较好，同时也说明中国在广义范围的数字经济中，还有较多的发展潜力。
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需求不足在未来两三年将主导经济的基本关系，也就是说需求拉动通胀重临的概率不大。通胀的出现，更可能的场景是来自供给的冲击，例如自然灾害、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供给冲击通常的结果就是滞胀，增长下行而利率上行，债务风险一触即发，结果是灾难性的广谱资产价格下跌。在世界秩序解体的进程中，滞胀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遗憾的是，这超出经济预测的范畴。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赵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有效治理是新经济大潮背景下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新经济创新的方向选择与政府规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创新发展与产业治理的同步前行。现实中，新经济治理面临四类极具挑战的问题，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决定了新经济治理的成败，具体有：新兴应用的“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全球市场的“治理竞争”与“规则包容”，传统经济的“新旧碰撞”与“交互磨合”，经典理论的“实践突破”与“理论适用”。
桑本谦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于产权的起源，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已有很多讨论。整合这些讨论，取长补短，可以提出一个关于产权起源的更为逼真的解释框架。人类制度体的逻辑源头应该是一份最小规模的双边和平合约，双边合约扩展到多边合约，就会形成和平规则，产权就是和平规则项下的制度果实。划定产权边界会遵循“实力界定权利”的丛林法则，而盘踞者相对于闯入者的先天优势，使先占成了获得产权的依据。
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耿晋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老龄化已不同程度地在全球不同地区显现出来，或即将显现；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新驱动也正在全球展开；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下行趋势愈加明显。人口老龄化、数字化以及经济下行正成为当下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背景。中国社会也自发性或被动地处于这样的趋势中，虽然这三大背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都对社会保障收支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应顺应趋势，尽早提出有效的对应措施。
达巍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王鑫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推出“印太战略”，既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脉相承，又在战略设计、战略执行和战略影响方面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别。美国将亚太或印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其地区战略始终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美国区域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则是决定美国区域战略成效的主要变量。中国对此要保持战略自信，认清美国落实区域战略的有限性，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尽可能降低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
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都非常重要。这需要我们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来进行变革。从供给层面来说，促进消费升级就要提供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包括制造品和服务品，因此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目前有着很强消费需求但得不到满足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产品要增加供给，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对上述行业的垄断。需求层面，要促进消费扩大与升级，必须要有持续的收入提升。
李一花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中西方国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都是立法部门的职责。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还是宪治分权理论，都阐明了立法机关监督政府财政行为，对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立足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下中国现实，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分工体系，是新时代更好发挥人大预算监督职能的重要基础。
杨显滨
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莉
上海大学法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个人破产制度的主体范围通常是自然人，但是否包括所有的自然人，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冲破层层阻挠，一锤定音，认为主体范围包括商自然人在内的所有自然人，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确定性指引，有利于快速定分止争。此外，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构的最大障碍是有助长“恶意逃债”之嫌，故防止自然人破产主体（破产申请人，通常是债务人）权利无限放大而侵害债权人利益是《条例》有效实施的重要一环，应适当限制破产主体的权利，最大限度实现破产主体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钱智俊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亚洲
乐观预期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将凭借充裕的订单率先于20年年底-21年上半年实现大规模接种并使疫情得到逐步控制，21年产能扩大后亚太、南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开始大规模接种，进而使全球疫情得到较好控制；中性预期下，欧美发达国家仍将率先于20年年底-21年上半年实现大规模接种，但是疫情并不能得到充分控制，后续仍需多次接种，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间会相应滞后；悲观预期下，全球“有效新冠疫苗”供给不足，疫情将持续存在，直至疫苗或药物研发再次出现较大突破。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形势下，对中国发展与欧盟的关系要有新认识：政治认知的分歧会加大，在许多方面，政治因素的嵌入性增强；经贸中的竞争力度会加大，对中国要求对等、平衡、市场、规则等会更具体化，会与实际运行挂钩；战略上，制约中国的因素增多。但从以往的历史看，中欧双方都有发展关系的意愿和动力。中国要用深化改革开放、做新型大国的实际行动，逐步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定位；欧盟基于其内在的需要，也会务实地调整对华战略与行动。
杨伯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安倍任内，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寻常的曲折起伏。从2012年民主党野田内阁“购岛”引发的严重对立，到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的短暂会晤，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直到2017年5月才迎来转机，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在“后安倍时代”，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是有利于各方的智慧选择。为此，需要日本新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建设性，中日继续加强对话、保持协调合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