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尽管历经变化，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职能应该分为基本职能和延展职能。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最初的定位仍然继续坚持，中国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说基本职能仍需要建立在以下三点的基础上：一是稳定边疆，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二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三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依托。
张蛟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疫苗无疑是终结疫情的最有效“武器”。3月，中国将新冠病毒遗传信息公开后，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展开了一场研发和获得新冠疫苗的全球竞赛。疫苗竞赛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一些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竞赛中处于不利境地。疫苗不应该被任何国家垄断，也不应为大国、富国专享，世界需要促进各国公平获得疫苗的机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凌永辉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实现从“唯GDP论”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转变。这意味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化解房地产泡沫、市场分割、地方债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总的看来，应把握两个重点方面：一是要继续保留地方政府为谋发展而积极竞争的动力，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二是要扬弃这种激励机制中的不合理成分，更加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具体而言，可以从改革创新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探索和建立区域间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等着手。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现实的体制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的人力资本，推动知识阶层崛起，形成“关于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正向循环。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并非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规模效率，而是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同发展以及作为社会基础力量的中产知识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其得到回报，并形成正反馈推动转型。基于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需要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并安排好转型的顺序，加强发展与改革的相互配合，实现多种体制资源共同演化。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余央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过多年医改，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快速增长，医疗资源日益丰富，但看病挂号“一号难求”、住院“一床难求”的状况依然难以改观。我国看病求人的根源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值得重视。但医疗服务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消费应具有公平性，即获得医疗服务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应与收入和财富相关；医疗服务与食品、住房、教育等共同构成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因此政府需要承担提供公共基本服务的责任。
全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扩张范围，它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崩溃、边界关闭以及其他影响，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风险社会的想象，新冠病毒的传播也在实践另一种“全球化”的统治之路。就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边缘之外，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秩序。
科尔图诺夫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执行主席
翻译：单之旭
新华社国际部译审
“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出发点在于，最初的步骤不应该出现在政治或军事领域，而要从欧亚大陆的经济结构入手。经济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虽然近年来政治往往在经济面前占据上风，但归根结底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考量往往比政治更为稳定和理性，也更少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若比较一下以往两次将欧亚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尝试——一次是使用武力，一次是通过贸易（丝绸之路）——就不难得出结论：总体来说，与武力相比，贸易往来是更可靠的促成联合的工具。
王达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征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期，美国对华施压策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得中国短期内在关键行业和领域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国也将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需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应对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准备。现阶段，中国应以率先复工复产为前提、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依托、以推动互利共赢为手段。长远来看，中国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美国边缘化的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经济在面临内部、外部复杂的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和城市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服务业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更新和区域化发展的新趋势，都给地区经济和财源建设带来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地方的角度来看，需要对这些宏观的变化和形象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以建立有效的系统性政策体系，来实现财源的优化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戚聿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李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在新经济的运行逻辑下，传统上基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安全等因素而产生的政府规制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适应新经济发展，政府规制改革势在必行。为此，方向上应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内容上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方式上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方法上从正面清单制转向负面清单制，流程上从前置审批转向后置监管，机构上从专业型部门转向综合型部门，机制上注重使用“规制沙盒”。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翻译：韦玮
扩大居民消费在中国总需求的比重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增加劳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这进而需要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低工资政策是中国过去所有非农业工人直接或间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工资水平由中央决定的时代的遗留。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引起大规模工资通胀的情况下改变低工资政策，而这又可能导致大规模商品通胀。同时，还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增加公共消费，包括环境保护和恢复，创造和维护青山绿水，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网络。政府还必须支持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扩展，尤其是通过基础研究，以确保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侯启缘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面对当时一穷二白的局面，邓小平曾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来，深圳人正是凭借敢拼敢闯、务实在创新精神，把一个东南沿海的小渔村，建设成为了如今的现代化大城市，堪称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进入新时代，深圳以“不惑”的姿态继续砥砺前行，开启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战、还要完成新的重任。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深圳经济特区设立40周年为契机，中央从改革顶层设计出发，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验，将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旗帜的深圳特区，迈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步伐，开始中国在改革深水区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新一轮探索。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央的现代化通盘战略部署上，让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示范区，所赋予的份量和期待，的确是非比寻常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项目组
俄罗斯在去美元化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排名中，俄罗斯已经降至世界第11位，特别是在西方联合经济制裁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一直深陷泥泞；疫情影响下，虽然俄罗斯央行出手干预以应对卢布贬值，但并不如人意，卢布贬值幅度仍十分巨大。囿于自身颇为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动荡不安的卢布币值，如果俄罗斯试图以本币来实现“去美元化”进程，注定会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俄罗斯依旧坚决采取措施减少美元使用，这在短期内是为了捍卫国内的经济金融安全，从长期来看亦是对俄罗斯经济的一场极大考验。
何渊
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显然是一部公法和私法深度融合的法律，一方面，通过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民事诉讼机制，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专门政府监管机构和制定强制性法律规范，用罚款等行政手段监管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体现了“企业自我规制+政府强力规制”的合作治理，最终在数据领域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并不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两个有交叉关系的平行法律。
刘志广
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今后的演化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区域化的实质是去世界工厂化而非去中国化，更不是去全球化。我们的战略应该强化与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嵌合发展相适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努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既以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在区域化中的竞争力，也以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行，为实施这一战略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