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政策组合里有一个内容媒体关注不够但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贸易政策。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配合抗疫，还对抗疫起到极大的负面作用。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口罩、手套等医护产品加征关税15%~25%不等，虽然在上个月开始宣布临时免除了部分医护产品的关税，但临时降低关税对厂家的生产诱因远比永久性取消关税作用微弱。药品医护用品之外的关税也对抗疫起到反面作用。所以说，美国的贸易政策一方面变相降低了全球抗疫产品的供给，一方面抬高了自己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大大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吴飞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人们习惯简单思维。当事情复杂程度超过认知能力的时候，人们就会陷入困惑、紧张和焦虑之中。但人们对于重大事件总是本能地想要理解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以此来决定自己的反应。超出认知范围，又想认知它，于是人们总是习惯于拿起自己的“奥卡姆剃刀”，剥离问题的复杂度，将其降解为符合自己认知的维度。这时候，简单易懂的阴谋论，就提供了“不用很麻烦很累就明白了”的答案，消除困惑的焦虑感。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
追赶型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通过结构化改革激活市场主体创新，细化逆周期管理，解决内部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老龄化社会危机、教育及医疗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越在危机时刻，越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也是适应危机时代的最好方式，“强政府”体制与市场化改革的平衡，以及后危机时代政府职能的回归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鹿音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大数据作为信息科技的基础，具有体量巨大、数据种类多样、处理速度快和价值密度低等鲜明特点，在新冠疫情追踪、溯源与预警、辅助医疗救治、助力资源合理配置及辅助决策中得到广泛应用，全面配合“智慧战疫”。对抗新冠疫情的“战役”远未结束，大数据将持续为“战疫”助力。但大数据代表的终究只是信息，而非智慧，只有为人类的智慧所用，大数据的能量才会真正暴发。这也是人类最终战胜种种挑战的希望所在。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财务造假是牛皮癣，是股市顽症。保护投资者，从制度源头来讲，就是要严打财务造假，给投资者提供一份干净、真实的财务报告，这样，才能让投资者“买者自负”。当然，我们还应该尽快构建中国特色集体诉讼制度，让投资者积极、主动、低成本、高效率地向财务造假者索赔。这样，才能让“买者自负”心服口服，同时对财务造假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UBS EvidenceLab的全球交通拥堵指数显示，最近几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城市交通和相关活动大幅走弱，类似中国在2月的情况。在出行严格受限期间，我们预计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的零售可能同比下跌20%或以上，这意味着其进口跌幅可能更大，包括自华进口。因此，我们预计二季度中国出口同比跌幅可能达20%，4月跌幅甚至可能更大。另一方面，内需回暖有望支撑进口量，不过供应链阻断和大宗产品价格偏弱会抑制整体进口增速。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短萧条”，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总量10%到22%的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中国在防疫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建议尽快推出规模不低于10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根据中国经济最新增长结构，再沿用十多年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已是刻舟求剑，考虑到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占比已达60%，本次中国经济复苏方案应该以稳消费为重点，其中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最强。
金刻羽
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每次经济危机以后，就业基本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到之前状态的。危机后企业都会做调整，它们裁了人以后，有可能利用危机做很大的商业模式转变，包括数字化和新的技术。科技对就业的冲击已经非常强了，这是全球要面临的最大难点，这次疫情只是在加速它的发生。所以很多失业人群不一定能回来再找到工作，导致贫富差距将会加大。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在CPI回落、人民币汇率稳定、贷款定价切换平稳运行的背景下，降准、降息都有一定空间。纵向来看，相较于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利率水平已经较低，比如存款基准利率已低于2008年危机时期的水平，利率水平并没有持续大幅回落的空间。目前主要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大致在10%—12%区间，未来依然有下调空间。预计年内降准幅度在100个基点到200个基点，即2到4次。与此同时，存款基准利率、MLF和LPR也会同步小幅下调。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外商直接投资撤离、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但从商业决策角度，全球新冠危机更可能放慢中短期的产业链搬迁，因中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优势尽显。至于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本轮疫情冲击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很可能仍未结束，基本面的弱化可能成为新一轮金融动荡的诱因。全球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显著下行，甚至出现负增长，几成定局。不确定的是下行幅度与持续时间，以及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是V型、U型还是L型。目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仍在不断显现，2020年最困难的很可能是出口。在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方面，财政政策具有较强针对性，因此，适宜的宏观政策组合应该是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
张勇安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面对危机，作为应战之需，国际社会必须把全球卫生治理特别是卫生防疫工作纳为“全球高政治议题”给予重点关注，其治理模式必须从“救灾”转向“备灾”，从被动的应战转向主动的防治；同时积极地优化治理结构，建立全球、区域、国家和利益关联体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式即时预警、分析、报告、研究平台和机制，建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且能够应对“最坏情况”的紧急响应机制，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卫生危机紧急事件的全系统培训和模拟演习制度，真正贯彻和执行联合国提出的“全健康”的方针。
张道根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推动经济制度创新，需要政治家决断组织，需要企业家勇敢实践，需要思想家理论支撑。政治家要鼓励知识流动、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激励一切创新人才主动创新，让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奋斗。同企业家、思想家一样，对政治家也要给予激励，形成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比如政府的有些办事员，工作效率非常低，实际就是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的问题。经济制度创新一定要能给大家带来利益，包括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制度创新都要能为其带来新增收益，或者不创新就有负收益或者亏损。
钱忠好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友艺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尽管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已成为政策推崇的重点，但是，即使在松江这样一个家庭农场已有十多年发展历史、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家庭农场效率也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实乃家庭农场发展之关键。为此，需要基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并据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和功能，有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
杨丹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新加坡式防疫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既抓关键，又细致入微。以技术为依托的精细化社会管理模式、强有力的政府引导作用、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执法严明，是新加坡在“抗疫”中成效显著的主要原因。然而，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小国，防疫面对较大的境外压力，其治理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更需要与各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同时，新加坡基于其国情制定的特色防疫措施也未必能为他国所复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