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规模上，根据当前“六保”的要求，既要针对市场主体，又要针对社会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对冲风险需要比较大的力度。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疾控机构构成事业单位法人，应以立法授予疾控机构必要的外部职能，并明确疾控机构的法定职责与法律责任。还应重构行政机关与疾控机构间关系，理性认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和相对自主性，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规制。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应对疾控机构进行合法性监督。应加强上级疾控机构对下级疾控机构的业务指导，加强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公众之间的联系，打造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治理网络。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相关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但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艾静文
张文宏
欧美国家这种策略可以被称为 “锤子和舞蹈联合适应性触发策略”的防控模型。通俗来讲，就是疫情暴发时候采取积极措施，包括封城封市等限制社交距离的“猛击”方法，达到阻遏疫情，将疫情高峰控制在医疗体系可以承担的范围内。一旦疫情被阻遏，病死率逐渐降至可以被接受范围内，那么社会将逐步放开，又逐渐恢复“跳舞”的阶段。后面必定会面临疫情的二次上升，唯一能做的是管控上升的幅度，仍然维持一定的社交管控，防止疫情出现再度“暴发”，也就是采取疫情有“反复”但不构成“暴发”的策略。这样看来，夏天结束疫情的可能性是真没有了。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面对不断涌现的虚假信息浪潮，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日益重要。国内有关部门对此应提高重视程度，从营商环境和信用环境的层面来看待信息环境。可以考虑在法治原则之下，建立全国性的“网络社会信用”评估机制，要求各类网络平台承担更多的信息审核职责，共同加强对国内虚假信息泛滥的治理。
罗知
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就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把合适的消费券发到合适的人群才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因此，消费券的发放也应该有分级分类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如下：1.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应该以电子商超券为主，目的在于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2.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发放还可以同用工补贴结合起来，降低中小企业用工负担，一箭双雕。3.对于普通居民，消费券的发放则应该以耐用品和劳务性消费为主，财政补贴和商户打折促销结合，旨在提振消费。4.消费券的发放还可以与扶贫助贫商品、创新创业商品等结合起来，引导供给侧公平、高质量升级发展。
浦文昌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
日本政府早在今年1月下旬就以资金纾困和维持雇佣为重点出台中小企业援助措施。以4月7日政府颁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为标志，日本开始实行以防止破产为重点的综合援助制度，其政策措施颇有日本特色，不少做法对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本支援受困中小微企业政策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最核心的是融资支持。日本政府的各种支援政策中，部分属疫情的应急措施，有些政策则是兼顾疫情后复苏以及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举措。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此次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主要体现为审核权力和审核监管方式的转变：一是推行注册制实质是审核权的下放；二是审核及监管由以准入条件为重点过渡到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就创业板注册制配套管理而言，还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约束和激励保荐机构，设置更加合理、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入市门槛等问题。A股若要全面推开注册制，还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制度改革：第一，严格有效的持续监管。第二，尽管监管层在设立T+1制度时有各种考量，但采取T+0依然值得深入思考和提前做好预案。第三，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非常严重，也非常特殊，用常规办法提振经济恐怕不足以有效拉动经济，我们的政策需要目标精准、手段超常规，使经济快速恢复，避免出现节外生枝的社会问题。直接发钱、发券救助老百姓，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因为人们去消费，不仅买消费券上的东西，还会有连带消费，有乘数效应。如果全国人均发1000元，总计需要1.4万亿元，如果这些钱都用于消费，加上乘数效应，最后拉动的消费规模相当可观。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毋庸讳言，此次疫情短期内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是项“世纪工程”，其推进必然伴随着各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大协调、共克时艰，以切合实际、灵活创新的方式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各国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在中国，网络银行走出了一条小微企业贷款的新路。相比于传统银行，网络银行通过数字技术的手段，结合科技大平台、大数据和云计算搭建了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有效地把控了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相比于传统银行的信用评估模型，大数据信用评估方法在普惠金融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可以说，中国数字金融在小微融资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创性的道路。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但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这种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
Howard Yu
IMD商学院管理与创新乐高讲席教授
Mark J. Greeven
IMD商学院创新与战略教授
Jialu Shan
IMD商学院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心高级研究员
生产率悖论指的是一个令现代经济学家普遍感到困惑的现象：尽管计算机技术一再发展，生产力却没有随之提高。通过总结，我们发现生产力没能提高，是因为员工缺乏进行各种管理活动所需的“隐性知识”。如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型企业几乎所有的面对面会议都被视频会议所取代，而这些在线会议很多时候都会被录下来存在云端。与会议纪要相比，这些数字化记录留存下来的是整个商讨过程，其中有情感，也有事实；有争辩，也有讨论；有反对，也有共识。而这一庞大的数据库中，可能就蕴含着计算机时代以来始终无法得以解答的生产率悖论的解决之道。
黄奇帆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因此，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孙玉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于新型肺炎对经济增长持续累积的消极影响，我国各地区应该根据当地的疫情严重程度，有差别地尽早复工复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损失。而考虑到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新型肺炎疫情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要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进行修复和弥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理应成为恢复经济、促进增长的关键。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新冠肺炎的多重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相关投融资建设都无法回避主权风险带来的挑战。回避和应对主权风险更重要的是对地缘变化和当地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环境进行动态的跟踪，从而从宏观上及时掌握“一带一路”国家的变化，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规避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更需要加强对目标国家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研究和了解，从而更多的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机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