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城市的空间认识仍是严重模糊的。因此在涉及到城市的数据统计上也存在一定误区。因为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各类中心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顶着“城市”名称的行政辖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现有的684个城市中，其实下辖的行政区域中存在着不同规模的各类城镇，还有距离城市较远的市辖区，甚至还包括着许多新区和各种开发区、产业园区。其实，如果在空间上与城市的主城区距离较远，这些都可以称为独立的城市。
宋艳姣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这意味着全国大约有2.27亿的人口常住地和户籍地是不匹配的。其中，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1.5亿人，5000多万农民工处于“人户分离”状态。有序推进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户籍改革，应先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数据库，为长三角推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制提供数据支撑；完善以常住地登记户口为统计口径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体系；推动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建立。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2020年对全球经济注定是极为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时面对大考，而对中国经济更具挑战性。一方面，2020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具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社会领域伸延到经济领域，极大地增加了实现目标任务的不确定性，而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无论从短期运行抑或是长期趋势来看，影响都是全面而深刻的。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运行需要奋斗目标和评价标准，全年仍应设置GDP指标。宏观政策逆向调节、基建投资增长加快、房地产市场回暖、金融业和信息业增长较快将对2020年增长带来支撑。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大，2020年增长速度可能落在3.5%-4.5%的区间。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范围内，新冠衰退的影响已不亚于一场战争，各国普遍实行了战时财政政策。迄今为止，美国的财政救助和刺激政策组合超过GDP的10%，德国超过4%，主要国家总计接近GDP的8%。与之相比，我国财政扩张力度相对克制。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重申财政政策要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为下一步财政政策发力指明了方向。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我们已经呼吁了多年，但是如果相关权利问题不解决，要素市场改革就很难推进。比如进城农民的权利，进城的农二代和农三代的城市基本权利，包括居住权、工作权、教育权如果得不到，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建立不起来的。土地市场也是这样，土地市场的核心是土地利用平权，农民有利用自己土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活跃乡村的生产要素，前提也是乡村要向城里人开放土地的权利，这里包括从事产业的权利、搞现代农业的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的开放，要素市场才能活起来。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此，人社部、财政部已作出相应部署，2020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而且第三轮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必须全面落实到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实现制度公平与效率至关重要的一步。目前全国已有2/3的省份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省统收统支，剩下的省份年底前必须实现。从全省统收统支转向中央统收统支，已是一步之遥，只差临门一脚。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日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土地市场改革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地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此外，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
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就业形势也随之不断恶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原本困难重重的稳就业任务变得更加复杂难控。短期内，要切实保障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建议每人一次性发放1500元的疫情补贴，并为公积金贷款和首套住房商贷提供3-6个月的财政贴息。长期来看，发展灵活就业应从稳就业和提高群众获得感的全局出发予以支持和保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好就业促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
刘穷志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对冲经济衰退的政策力度不够，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和扶贫款不足，个体工商户税费减免不足，大中型企业税费少有减免，小微企业财政补贴不足，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少有补贴。政策力度不够的原因是政府财力有限，财力有限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低效。要全面而大幅度地提高政策力度，同时谨慎防范财政风险，而能将加大政策力度与防范财政风险拴在一起的看不见的手是充分竞争、中性竞争的经济体制。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更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市场按价值规律提供基本的疫情防控及各类资源，更多的事务，包括社会捐赠、疫情防控、紧缺资源的配置、对接，应当由政府承担。但政府的力量、精力、能力、时间等等有限，因此，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这次新冠肺炎疫区所出现的治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与当地社会力量发育不足、能力不足、参与不足、行动不力、效能不足等密切相关。
吴晓林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能否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深入反思一些关键问题，做出一系列深层次改革，是推动“一次性危机治理”向“可持续治理”转化的基础环节。疫情防控所赋予人们的机会不该止于问责或者补救，更应该推动实质性进步。推进实质性进步就需要思考一些深层问题。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就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动员和组织，就无法赢得武汉、湖北的关键之战，就无法保证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统筹兼顾。但是任何一种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优势本身也包含着劣势。如果平常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就会导致地方事事唯上，不敢担当，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自主地把很多事情处理好。因此，抗疫中的集中统一经验不能简单搬用到疫后的治理当中。
俞可平
北京大学 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这次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充分地折射出人性与制度的善恶优劣，同样也是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严峻考验，同样也深刻地影响国家治理的现状与未来。当然，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在民主化、现代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复杂时代背景下，它对人类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影响也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的客观后果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正在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分析大萧条原因和罗斯福新政，可得以下启示：1. 保持信贷增长和防止通货紧缩是避免过度萧条的特效药。2.打破财政平衡教条。止住需求下行除了信贷的支持，也需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需求。3.避免国际贸易争端。然而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出口，还会加速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恶化，破坏整体国际合作应对困难局面的氛围。4.纾困要有针对性，避免带来新的市场扭曲。5.关注对特权的制衡。制衡性的理念能够对缓解社会冲突和促进经济结构平衡发挥积极作用。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截至4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多国仍处于暴发期，国际社会团结抗疫迫在眉睫。为助力抗疫斗争，G20应加强内部团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更多资金、加强执行力，发挥应有领导作用。具体来说，G20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非常重要：第一，制定落实G20特别峰会所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第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第三，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资金。第四，加强相关医疗物资的供应链建设。第五，加强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对接以增强其执行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