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以来，监管引导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型银行的放贷提速尤为明显，但未来可供投放的“弹药不足”也让这些中小银行忧心忡忡。一家苏南地区农商行的行长抱怨，现在拉存款很困难，快要跟不上贷款投放节奏，明年再想增加小微贷款都没钱可放了，交完存款准备金，账上剩不了多少资金。随着今年存款增速降至史上最低，银行存贷比不断走高，股份制银行的压力最大。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最近提出城市规划的POD原则，城市规划强调第一优先就是行人的规划，涉及到步行道的系统、结构与城市节点关系、用地组织、步行景观、步行设施、步行安全、车辆与行人关系的建构等等。重视人的步行规划的城市，才是真正人的城市。它有着鼓励步行的社区，有利于自行车的骑行，有着密集的路网和人来人往的街道，城市土地大量用于商业，城市管理赢得了大量税收和就业，这样的城市才是低碳的城市，才是真正可持续和宜居的城市。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就业总量增长速度已连续6年下降，2017年仅增长了0.05%，为37万人。与之相应，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减少，至2017年的6年间已减少2500万人，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预测，今年中国就业总量将出现自196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8年中国就业总量在77504万-77600万人，2017年为77640万人。人口老龄化冲击、就业及政策拐点出现，成为就业市场的一大挑战。

国内监管部门增加两条途径以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特别监管要求，降低发生重大风险的可能性。同时确保其合理承担风险、避免盲目扩张。建立特别处置机制，开展可处置性评估，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时，能够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处置，保障其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同时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

“脱英”之后的欧盟与“脱欧”之后的英国，在经贸领域都有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需要。英国脱欧将会分割过去的市场体系，双方都会损失一部分市场空间。尤其是英国，为数不少的国际金融机构准备离开伦敦迁往欧洲大陆，就显示出脱欧带来的机会成本。因此，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弥补市场空间的损失，是英国与欧盟共同的需要。为此，中国需要审时度势，顺应形势发展，加强与英国和欧盟的经贸合作，推动“1+3”的经贸新格局出现。

摩根大通日前预计，中国今年仍能实现约6.5%的增长目标，但明年增长目标可能降至6-6.5%。一方面，虽然监管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在2019年估计有一定程度放松，但逆转的可能性非常低。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放松程度也受到限制，尤其是社会融资总量不可能像此前那样大幅上升。摩根大通宏观团队认为，中国将以组合拳形式控制经济放缓速度。通过财政和货币宽松叠加人民币适度贬值(兑美元于2019年底贬至7.2)，估计可令经济提速0.7个百分点。

继2014年内地与香港启动“沪港通”实现股市互联互通后，“深港通”、北向“债券通”、中港基金互认相继落实。香港市场原本预期交易所买卖基金通（即“ETF通”）也可在今年可落实。香港证监会人士透露，有可能使用中港基金互认形式（MRF），把香港ETF在沪深交易所挂牌。相关人士否认取道股票互联互通形式已成死路，但承认落实有困难。不过，业界普遍认为以基金互认形式会让“ETF通”有很多掣肘，难以解决两地结算时间不一致的问题。

深圳某科学家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引发科学界和国内外媒体对其违背伦理和道德的指责。对于类似事件，仅从技术层面来看远远不够，更大的意义在于政策面上的影响。现实情况是，中国对此领域缺乏明确清晰的、有针对性的规范政策，亟需在相关领域弥补政策缺陷。

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6.5%，创下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最慢的季度增长率。瑞银预期，中美贸易战日益升温，中国2019年的GDP增长率可能下降到5.5%。高盛的分析专家则指出，不仅是贸易战，房地产市场负债等国内因素，也导致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停留在6.2%。UBS认为，2019年中国要迎接的主要阻碍是关税上调与贸易战相关的不确定性。

目前国内个人企业大概超过4000万家，法人企业超过1000万家。其中，2017年列入企业异常名录360多万家，主要包括三类，僵尸企业、休眠企业、退出市场企业。其中，国资委列表上的僵尸企业2041家，地方僵尸企业名单更为庞大，仅某沿海省份列的僵尸企业名单就超过4000家，且多为一级企业、二级企业，尚未涉及三级、四级等关联企业。面对如此庞大基数的僵尸企业，加速出清已是政策多次申明的方向。

2018年是一个全球金融资产黯然失色的年份，各类资产几乎都被抛售，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外汇市场，无一幸免。据德意志银行统计，截至11月中旬，在所有70个资产类别中，多达70%都出现了美元计价的投资收益为负值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在金融危机十年后，全球资产价格正在经历系统性的调整。这一轮大调整可能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的贬值，影响对众多资产的估值，也会影响今后投资者的行为变化。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称，在明年底前，境内外资银行可申请调增2019年度外债规模。发改委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境外融资外债规模，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引导外资银行外债结构优化、投向合理、效益提高。在核定2019年度中长期外债规模时，将主要考虑近三年外债实际使用情况，以及2019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和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外汇资金需求。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日前报道，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已让中国的银行系统非常担心。尽管并不是整个俄罗斯银行系统皆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之内，不过，中国的银行宁愿拒绝对所有的俄国人提供服务，也不愿意将来面对来自于华盛顿的可能查问。俄国中央银行驻华代表弗拉基米尔·丹尼洛夫表示，自今年9月份起，有一些中国商业银行已过度解读美国针对俄罗斯个别企业与个人的制裁，可说是扩大拒绝对俄国公民及企业提供转款等金融方面的服务。

虽然中央不断强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但国内的确存在着一种“改革迟疑”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几个方面的不相适应有关：一是改革开放与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不相适应。80万亿的GDP所要求的改革开放，与10万亿GDP规模的要求肯定不一样。二是改革开放与新的全球化形势不相适应。中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分享全球化的好处，还要与全球分享中国市场，同时进行面向全球化的制度调整。三是改革开放与国内新的市场经济需求不相适应。

《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报告指出，中国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基础与最大秘密，就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最大群众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广泛产生、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如今，3000多万私营企业投资者，加上6500多万个体工商户，中国已有近亿人成为创业者与兴业者。民营经济企业家名义财富的增长大部分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税收、增加就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目前民营经济约占中国GDP的2/3，预计经过未来10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可能占中国GDP的3/4。

中国商务部官员日前就世贸组织（WTO）改革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其中提到，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应优先处理危及WTO生存的关键问题，应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WTO改革应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要指出的是，这些方案的主要内容可能存在问题：一是建议主要都是辩解式的内容，即针对中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辩解；二是方案内容具有批评性，但缺乏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