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提出过“购买”格陵兰岛，在2025年1月6日由各州选举人团确认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特朗普在记者会上阐述了未来四年执政的纲领和目标，其中就包含了针对格陵兰岛的主张，即“不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占领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特朗普对如何在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里保护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维持竞争优势有着一套独特的想法，而反建制的政治色彩使其能够跳出传统美国建制派官僚的思维，用看似令人膛目结舌的方法寻求解决方案。人们可能不乐意接受，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将以更不可预测，更古典或更未来的方式呈现在全世界前。

作为一支隐秘而难以捉摸的海运力量，全球影子船队不仅挑战“国际规则”，还暴露美式全球治理体系的漏洞。这支船队源于规避经济制裁和国际规则之需，如今约占全球油轮总量的17%。特别是2022年俄乌危机以来，其迅速发展，到2024年底已有超过1600艘船被认定为全球“影子经济”的一部分。这些船通常由老旧油轮组成，所有权模糊，且频繁更换船旗以逃避监管审查。其中涉俄业务在影子船队的活动中占到66%，凸显其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意义。

尽管美国公共债务扩大，美联储独立性和权力制衡体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并未被削弱。他认为，混乱反而利好美元，任何经济或地缘政治动荡，往往促使全球投资者寻求安全资产，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唯一能够满足这种避险需求的市场。美元的强势更多出于其他经济体的弱势，在这种差距未改变之前，无论美国“出牌”多么糟糕，都不必过分期待美元会走向衰退。

随着特朗普2.0时代即将拉开大幕，美中关系预计将进一步恶化。由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执政过往可知，其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将导致更多的争端和紧张局势，中国有信心应对这些挑战。此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驱使美国盟友不断强化对华关系，以平衡美国对外决策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在即将到来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加剧，但由于特朗普缺乏深厚的意识形态承诺，双方的冲突不太可能发展成类似冷战时期那样的毁灭性对抗。与特朗普的“咄咄逼人”相比，中国决策层有足够的信心与韧性去应对特朗普的回归，并保证由此带来的中美关系波动不会影响全球局势与国内发展大局。

如果将整个乌克兰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然后将其完全纳入俄罗斯联邦，完成此举需要的能力和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合理性存疑。最不可接受和最危险的情况是，亲西方的班德拉政权继续统治着领土略有减少的乌克兰。这将是一个强烈反俄的国家，是西方不断向俄罗斯施压和挑衅的工具，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它将以“解放被占领土”为由发动新的战争。最佳选择是将反俄复仇分子驱逐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乌克兰的其他地区——远离极端民族主义、并且没有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地区——将成为一个新的乌克兰主权国家。

不难预测，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不同于第一个任期。他不仅积累了担任总统的经验，还积累了作为弱势反对派政治家的经验。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变得更加温和、更加平衡和更加包容。事实上，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他会为他认为不公平的主流媒体对待、非法起诉以及众多前朋友和同事的背叛而寻求报复。此外，这将是他的最后一届任期。他不必考虑连任，而应该专注于未来的遗产。特朗普的组阁名单清楚地表明他打算在未来许多工作中采取更激进而非更温和的态度。

世界秩序正在回归到由各大势力范围所划分的集团时代，当今地缘政治集团可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阵营：全新但规模缩小的西方，庞大但缺乏领袖的欧亚大陆，以及不受任何霸权束缚的摇摆国家。在分别剖析三方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同时，本文也分析了这种趋于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世界外部冲突与西方内部挑战，这些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但作者依然认为，考虑到西方在政治凝聚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尚存的优势，只要能够摆脱孤立主义，西方仍能在解决关键战略，乃至维护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美国采取“接触战略”以促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时期，美国对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关系认知为“差异互补”。但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将非洲基础设施作为权力博弈工具的认知，使美国对华竞争上升到了价值观、战略的层面。美、欧不仅表达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意愿，而且更加重视规则和标准塑造，即通过引领绿色转型、塑造基础设施新的标准和规范，提升其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尽管如此，仍要警惕在关键矿产资源、数字安全和治理规则等新议题上美国积极排除中国，挤占中非合作空间的多种手段。

资本主义商业化模式将市场和资本的兴起当作自发扩散的自然演进过程，并构成了市场自发秩序的价值规范。更经典的研究则超越商业化模式，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兴起看作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开启了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兴起看作伴随着政治权力与阶级冲突、国家干预与回应的政治过程。不将市场和资本的扩散完全作为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演进过程，使得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必要，即不同国家的市场和资本如何发展起来，以及何种因素塑造了市场和资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制造业企业最近一两年来从中国向海外的转移越来越多，但这种转移是有着结构性特征的，除非是生产流程很短、环节简单、对供应链网络的需求相对低的行业，否则转移出去的基本上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前端环节在可预见未来仍然很难迁走；而最终环节的转移，对中国未必是坏事，甚至会给当下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机会。同时，这种转移很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在未来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影响力与“中国人”的影响力，可能会走上两种不同的节奏，这是我们观察未来秩序的一个关键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