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在中亚地区围绕基础设施、制度、安全和理念与中国展开综合竞争。为应对新形势，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方面，中亚各国在坚持平衡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借助中、俄力量应对各类挑战，并根据不同议题选择相应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中亚国家通过选择性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国家认同，同时抱团取暖，强化彼此的团结，使中亚地区合作取得进展。中国在该地区需处理好与中亚国家、俄罗斯、美国等行为体的关系，尤其需要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合作曾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亮点，但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全面搁置，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气候变化议题重新回到中美合作的视野中来。但是，美国流行的观点是批评中国试图把气候议题与中美关系的整体改善绑定在一起，而不是区分开来分别推进。中国的谈判策略，特别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暂停中美气候合作的做法，是对美国“照单点菜式外交”的合理抵制。当前美国拜登政府试图在气候领域加强对华合作，同时又把中国视为“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做法，本质上是拒绝接受中国共同参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权力与合法性，因此是对中美气候合作的真正障碍。

未来中国面临四类重大风险挑战：全球体系面临重大调整，世界出现分裂风险；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美国更加急于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局部危机可能演变为全局性危机；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增多。同时，中国也具有抓住战略机遇的许多新的有利条件，包括：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更加稳固；国内市场对全球商品和要素的强大吸引力使中国有条件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态势；中国国际秩序理念和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健全，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能力。

外交能力建设可以在多个方向展开：（1）国家立法机构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里面，增设对地方政府外事职权的规定；（2）外交部等部委清理过往文件，为地方政府参与外事创造空间；（3）推动地方外办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双向交流，如挂职、进修和选用，拓展地方外事干部的视野和能力；（4）经过每年外交部内部的评议，推荐地方政府表彰对外交大局有突出贡献的事与人；（5）鼓励退下来的外交干部发挥余热，给地方政府外事培训活动授课；（6）定期召开全国外事工作经验交流会，广泛了解各地外事方面的需要及建议；（7）把外交部蓝厅论坛向世界推介各省区的做法制度化。

战争结束后欧洲将呼唤新的安全秩序，需要有超越结盟和均势的新的战略思维，重新思考既有欧洲安全机制的使命，并创建针对原苏联空间的新安全机制。在欧洲安全秩序的讨论中，鹰派的观点强调必须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安全架构之外。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个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仍将是欧洲无法选择、难以避开的邻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欧洲安全架构，而如果俄完全融入新的安全架构，欧盟和北约的利益如何与俄的利益实现平衡又将是一大难题。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意义非凡，对伊朗外交等领域的发展、上合组织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都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伊朗的加入也给上合组织的治理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二次扩员或导致与伊朗相关的国际争端投射至上合组织，对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效率形成一定威胁，并使上合扩员风险与转型发展问题更为凸显。鉴于此，上合组织应明确发展定位与方向，积极应对伊核问题，做大共同利益、推进务实合作，不断提升自身机制化建设。

WTO必须在两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就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尽快达成一致，以恢复争端解决功能；二是就渔业补贴等多边议题下一阶段的谈判，或者推动诸边协定的扩围。为了实现上述突破，需要改革WTO现有决策机制。虽然仍应坚持以“协商一致”为主要原则，但可以权重投票作为“协商一致”原则的例外，权重投票只能在特别紧急情形或仅与特定成员相关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使用。在采取权重投票方式做出重大决策时，应充分听取和考虑持反对立场成员方的诉求。

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与和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宽宥程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构性要素与情势性要素的叠加效应才是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背后的激励因素。结构性要素体现为战败国自认为双方是否仍处于同一力量等级，情势性要素则体现为战败国周边是否还存在牵制其力量投送的其他战略敌手。在逻辑同一性框架下，上述两大变量不同组合的叠加效应，构成了战败国选择偏好呈现多元差异性的根源。从战胜国角度讲，厘清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行为选择背后的因果机制，对于规避与前战败国陷入周期性对抗与复仇泥沼、促成前战败国走向善意中立或追随和预判特定地区主导权战争后的大国关系走向均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东北亚地区两个存在历史问题争议和现实利益纠纷的重要国家，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既与地区安全形势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自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韩日关系已在多个方面出现改善迹象，这既是两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也离不开其共同盟友美国的居中协调。虽然受尹锡悦政权稳定性欠佳、韩日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双边关系改善缺乏内生动力等因素影响，韩日关系改善面临种种制约，但不容忽视的是，其走向无疑会对朝鲜半岛局势、韩国对华政策、美国地区战略等产生影响，对此应给予充分关注及高度警惕。

卢拉第三次当选巴西总统后，誓言要“重塑巴西的国际形象，让巴西再度成为国际主角”，而中国便是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因此，卢拉的中国之行最为世界瞩目。此次访问意味着，卢拉将扭转博索纳政府时期的“政冷经热”，开启中巴“政经双热”新局面。中国和巴西同为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又是东西半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互动将产生怎样的国际效应，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卢拉的外交政策顾问阿莫里姆（Celso Amorim）表示，卢拉近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是为了推动巴西重回“不结盟”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