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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 Global Thinktanks

Harold James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翻译翻译:阮镇炜

全球化总是以周期性的方式出现:紧密融合的时期过后就会出现各种冲击、危机以及具有破坏性的抗议。大萧条之后,整个世界进入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各国充斥着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和零和思维,最终陷入战争泥潭。这一系列事件都被视为全球化倒退所带来的结果。然而,历史表明,多次危机都加强了全球化,而非削弱了全球化。挑战能够产生新的创造性能量,以及学习别国经验的更强烈意愿。各国政府经常意识到,他们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有效的做法,以服务本国人民,满足人民所需。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全球的情况看,这次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是二战后最深的一次。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八个问题包括: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新货币政策框架实施效果、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美元走势、全球供应链、资产价格、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关于走势,大概率是2021年世界经济会在坎坷中实现明显且不均衡的复苏,而这又与能否全面控制住第二波疫情直接相关。下半年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或疫情演化为普通流感应该有七成以上把握。我们的分析是把今年全球增速上调至6%左右。

王子旗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中美高科技博弈及全球芯片危机背景下,全球芯片制造龙头企业、台湾台积电公司已成为美日欧等觊觎与全面防备的目标,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2020年9月,在美国的施压下,台积电被迫“断供”华为。另据媒体报道,近期在美国官方接连施压下,台积电正计划扩大在美投资计划,将额外兴建五座5纳米芯片厂。台积电到底是中美高科技博弈及全球半导体投资狂潮中的受益者还是“拳击沙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七国集团(G7)要在全球推15%的全球公司最低税率,全球最大规模最赚钱的公司都可能成为纳税人。这对未来的国际税收秩序会造成什么影响?从发展进程来看,G7在6月5日已经签署承诺,13日重申承诺,并期待在7月份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会达成一致。如果G20最终也对此达成一致,那么这将是在国际税收秩序演变史上的一件大事,将对未来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产生更大的影响。

李庆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魏琢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对华战略只是应对思路、方式和手段等形式上的变化,遏制中国发展的实质没有变。同时,拜登政府对华“弹性遏制战略”也面临挑战,拜登政府不可能无视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及各派利益分歧,盟友也不总是俯首帖耳,中方也会有各种反制措施,过去那种美国单方影响中美关系的局面不复存在。“弹性遏制战略”并非万应灵药,想要打破中美关系困局需要中美通力合作。

徐秀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亚洲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大幅下滑。疫情也给亚洲各经济体就业、收入、物价、债务、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凸显。但相比其他地区,亚洲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劲,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疫情期间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呈现许多新的亮点。展望未来,亚洲经济将呈现恢复性增长,但仍面临重塑长期增长动力的严峻考验。

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对华政策不仅是日本各层级战略在以中国为对象时的具体表现,也是日本对中国提出自身国家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可以用“在曲折中发展”加以概括:两国既因小泉纯一郎多次执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恢复过程,也在日本“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冲击下陷入历史性低谷,几经周折才于2018重回正轨。如习近平所言,“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并且其背后隐藏的两国间结构性矛盾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两国关系呈现出脆弱性的根源。

劳斯•施瓦布为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记住,技术本身没有完全的好坏之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整个社会,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负有各自的责任。事实上,即使企业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公司的影响最终也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尽管在自由市场上运营的创新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也离不开同样富有创新力且强大的政府这个最佳联盟——政府会始终把社会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归根结底,对于创新及其推动者,我们除了拥抱和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应当给予更多鼓励,使其保持初心,避免膨胀成为垄断者。

解楠楠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邢瑞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由双边贸易、区域安全向全球性、全领域方向发展,呈现出体系性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化是“自上而下”结构路径和“自下而上”单元路径两类传导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后疫情时代,国际体系转型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步增长成为新常态,国家安全日益复杂化,区域经济和安全竞争加剧,国际安全治理重要性上升。为此,有必要探索开放性安全共同体理念和国际安全清单,以区域和国际组织为平台,构建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联动全球治理体系。

张薇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次峰会是2019年后七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开会,亦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G7峰会。峰会前,拜登专门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此访将展现新形势下“民主国家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借G7峰会打造西方大联盟的意图昭然若揭。但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盘能否打响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伙伴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与美国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伙伴普遍对“美国能回来多久”这个问题抱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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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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