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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稀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殊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2021年以来,伴随着美国名义利率的上升,资本已开始回流美国;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则出现资本流动形势的分化,部分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出压力。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势是决定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若美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美国利率上升未必会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造成冲击;但若美国就业市场改善、通胀上升过快,而其他经济体实际复苏动力不足、新兴市场复苏较慢,则美联储政策收紧可能会引发新兴市场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从目前形势看,不宜对全球经济复苏形势过于乐观。

秦亚青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教授

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权力政治的强势回归、对崛起大国的战略焦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定义、地缘政治的再度兴起——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战略思维的转变,并导致了美国战略行为的变化,包括对中美相对身份的再界定、对美国利益的再确定、对意识形态的再考量。中美两国的基线共同利益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的合理走向是稳妥管控危机,有较大可能性在全球治理领域发现和创造合作机遇,积极寻找一种共同进化的可持续相处之道。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如果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对华的“全面封杀”,那么拜登政府所做的便是“精准封杀”。对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突破美国的围堵。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美关系,更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和技术体系的发展。那么,中国如何做才能有效反制美国的技术围剿呢?一句话,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或者说,开放+创新。无论是中国数千年的发展经验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开放”是科技进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说,科技进步的本质就是开放性。

董杰旻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蒋屹阳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唐世平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经贸往来是国与国之间的重要交往渠道。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不仅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也大大深化了。那么经贸往来,或者说经济相互依赖,能否转化为外交影响力呢?我们初步的统计回归结果表明,我们需要对形形色色的“经贸决定论”保持警惕。一方面,中美经贸可能并不是中美关系中特别有力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另一方面,即便我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我们会自动拥有更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还需要在经贸之外的领域下更多的功夫。

谢超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以2017 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拉达克对峙时印军开展的战术行动作为案例,分析发现印度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仍较弱,这是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运用惩罚性威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印度国内对危机结果的不同认知推动了其战略的发展,使得印度在对峙失败后屡次以更具进攻性的姿态挑起新对峙。印度对华战略态势的转变值得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应合理降低对中印关系的预期,同时加强自身国防建设.建立可靠的威慑能力,如此才能维护自身主权利益,把握中印关系大局。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打造一个稳定以及和谐的世界秩序有三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西方正在衰弱,导致西方主导的秩序正在弱化。第二个矛盾是,虽然现有国际秩序正在削弱,但西方又把它视为长期利益所在。第三个矛盾是,西方要加强当前的秩序,要回到一些根本性的西方原则,来重新焕发世界秩序的新活力。1945年所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我们继续沿用这个秩序,保留它的原则,对它进行巩固加强。我们看看未来世界的格局和轮廓,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

亨利·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呈现出先前反叛乱运动的无限特征,其中美国国内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塔利班基地的破坏基本上实现了。但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国家建设吸收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灭。不熟悉的政府形式的引入削弱了政治承诺并加剧了已经盛行的腐败。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国内争议的模式再次重演。辩论的镇压叛乱方将其定义为进步,而政治方则将其视为灾难。被忽视的是结合可实现目标的、可靠的替代方案。

Jonathan A. Chu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编译:唐一鸣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引起了一些国家公民的消极态度,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本研究发现观念因素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本文观察到政府及其公民因意识形态形成共同体,其中最突出的是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带来的差异。持该类观点的群体倾向于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对世界带来消极影响。此外,民主国家的公民会从自由民主规范的角度来评价中国。三项实证研究证实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影响了外国对中国的看法。

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将会形成一种以竞争性共存为方向、以新平衡为目的的新战略。竞争性共存是拜登政府国 内政治需要与国际影响力相平衡的结果,其虽包含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成分,但仍以竞争为主调,其竞争性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思想斗争与联盟围堵、经济领域的内顾和军事领域的遏制深化与多点挑拨。其目的是为了对华形成新平衡,建立拜登时代开启的新常态。拜登政府将以传统的权力均衡为主导、辅以价值观渗透与国际法规则层面的议程设定,试图在尽量减少美国利益损失的情况下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让·梯若尔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图卢兹经济学院院长,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人们对技术革命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热情让位于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冲击”。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呼吁“驯服”大型科技平台,将其视为公用事业加以监管,进行拆分,严格反垄断执法,或出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产业政策。在反垄断的世界里,并非只有非黑即白地禁止垄断行为等结构性方法,非黑即白式的简单做法可能会导致“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制定新的规则,不能要求太多的监管信息,并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多有选择性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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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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