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印美在印度洋的防务与战略合作不断深化，联合制衡中国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以英法德为主的欧洲大国也相继在印度洋竞争影响力。这不仅引发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的新变化，而且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亦由弱向强呈现进一步加剧态势。中国不是印度洋国家，但却是最接近印度洋的域外大国，主动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度洋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可以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为此，中国需要对经略印度洋作出新的思考，以更好地保障中国在印度洋的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
赵明昊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当拜登政府不断宣扬“美国回来了”的时候，美国却从阿富汗离开了。回来的是2001年12月被美国军队赶下台的塔利班政权，这一回，他们把美国扶持的政权一并赶出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是谁？塔利班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是“恩恩怨怨”？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为什么难以打败和消灭塔利班？当阿富汗这个经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再次迎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节点，这些问题值得做一些梳理。
戴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对税收的挑战，经合组织（OECD）提出数字税双支柱方案，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率先开征数字服务税。分析研究数字税对跨境数字贸易有何影响，不仅对我国参与相关国际税制改革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当前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为了避免因数字服务税单边行动而诱发较大贸易摩擦，我国应积极参与数字税方面的国际治理。
杜大伟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
中国正处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拐点上。继续全面开放本国经济，开展贸易和投资协定磋商，这些都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但成败主要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国内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差距互为关联：加深融合有助于中国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防范本可以避免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急剧下降这一问题。金融改革与创新政策也互为关联。从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广泛扶持的创新产业，需要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不再一味给予国有企业政策倾斜。想要减少碳排放，同时又不影响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创新。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穆睿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在过去几年中美战略竞争日趋紧绷之际，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人文、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关系均遭遇严重挫折。唯独两国金融关系在风雨飘摇之际出乎意料地保持了相对稳定，成为中美关系最后的“稳压器”。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一年多，中美金融关系先后面临“瑞幸咖啡事件”、美国制裁香港以及央企摘牌退市等多起事件的严峻考验，最近，“滴滴事件”又给中美金融关系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美金融关系能否继续在大国政治风暴中行稳致远，一时成为巨大问号。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面对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或者印度，美国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将自身的价值观，或者基于这些价值观之上的规则，通过强权强加给其他大国。实际上，很多非西方国家也没有否定西方的一整套价值，很多价值对它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西方无论是以殖民地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等传统方式来推进和建设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已经不可能。实际上，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任何单方面强行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模式的行为注定不会成功。大国之间，学会民主，学会相处，一个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并非不可能。这可能也是一个多元世界秩序的本质。
李自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副研究员
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成立，这一进程本身就是一次扩员和质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在地域和性质上再次蜕变。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上合组织面临新的内外发展环境，也再一次面临战略性转变，从聚焦内部合作转向“内外兼修”，加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发言权，遏制不断膨胀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目前上合组织还处在印巴加入后的消化吸收期，但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我定位，形成近期、中期和远期的扩员方向和目标，既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更多实践探索。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俞佳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冲战略包含非极端性、相反性和避险性。"双层对冲模型"将对冲分为总体性对冲和议题内对冲，而对冲的具体选择则取决于体系层次的对抗性和单位层次的身份匹配。2017 年以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与中国身份较不匹配，因此强化了对华政策的对抗性;而在经济领域内与中国身份较为匹配，因此加强了对华关系的合作性。总的来说，日本对华总体性对冲的对冲性质更加明显。
李冬新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副教授
杨延龙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讲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合作以构建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机制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以构建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合作驱动力减弱,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化进程。新形势下,疫情将成为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新驱动力,区域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同时,东亚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将成为现实需求。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可以预料，无论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变，全球战略资源集中于东半球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将始终是世界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战略和军力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世界地理结构为基础的逻辑特征，即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参与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博弈将是中国走向崛起与复兴过程中必须经受的考验，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对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保持足够的定力、自信和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