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特朗普政府加快了打压中国的步伐，尤其体现在“印太战略”的实施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以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优势。为此，美国不断要求韩日参与到“印太战略”以及一切遏制中国的机制中去，逼迫韩日选边站，一时使韩日两国陷入两难困境。拜登执政以后，誓言修补同盟关系，并优先东亚同盟的重塑，美韩同盟以及美日同盟将得以修补，但这一东亚同盟体系将随着东亚形势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当前区内外各主要国家纷纷提出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各国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诉求。一种合理的地区安全秩序的内在逻辑，需要符合地区内安全诉求的最大共识，能够促进地区发展可持续进程，彰显特定“地区性”愿景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迄今中国对“印太”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处理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审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参与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事实上，中国通过积极营造地区安全“关系网”，推动“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实践，持续并深入地影响着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发展。

为了加强美国在 5G 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联合盟国与伙伴构建“技术联盟”。该举措的目的在于谋求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以维持其霸权地位、通过高科技封锁来遏制中国发展和通过“技术联盟”修复并强化联盟关系。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以技术遏制为核心、以传统盟友关系为基础，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贸易、研发和规则制定等方面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为此美国不仅在国内加大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资金、立法和技术支持，还联合盟国与伙伴加强新兴技术协调，试图编织对华技术遏制的网络。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解释，艾利森认为，这与主导国或崛起国的动机无关，而是来自对于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竞争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主导国和崛起国出现利益冲突和战略竞争并不少见，但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是“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真的是由于某个“陷阱”吗？

在中美关系上，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两国有对抗和冲突的时候，不要太悲观，不要认为我们可能会回到美苏那样的大国关系中，要记住中美之间还有合作的空间。当中美关系出现稳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乐观或者被迷惑。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我们也要用符合新常态的眼光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美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害怕和美国的竞争，要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本轮国际税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与以下三个方面密切相关：1、通过向市场国分配更多的征税权和剩余利润，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2、打击跨国企业逃税（明确了15%的全球最低税率），为各国的税收竞争划定底线；3、丰富财政资源，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美国税收基金会研究表明，一套结构良好并兼具中立性和竞争性的税收体系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备优势：1、更易于纳税人遵守；2、促进一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投资；3、利于政府优先事项的增收；4、成为国际税收改革下的受益方。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通胀大落大起。自2020年下半年起，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攀升，进入2021年更是一发不可收。人们对通胀的成因议论纷纷，将其归咎于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泛滥者有之；将其归咎于产能端未能同步跟随需求端复苏者有之；将其归咎于市场炒作甚至操纵者有之。目前，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黑色有色金属仍坚挺，甚至农产品等也有加入涨价行列之势。一些经济体既遭遇通胀之苦，又可能叠加经济寒冬之苦。全球通胀怎么了？何时出现通胀拐点？

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弦更张，改变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然而，变动最小的可能就是对华科技政策。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本质就是不甘于在一些领域被中国超越，试图通过策动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干预自下而上的技术与市场力量，扰乱既有的技术与市场进程。 中国应确定积极防御战略，立足自我，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技术创新和开放战略，顺应技术演进逻辑和市场开放趋势，适应科技博弈的新常态，因势利导，解决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存在的关键问题；更要立足长远，为全球科技产业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作出重要贡献。

400年来，国家一直是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随着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开始变化。越来越多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地缘政治，而科技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如今，那些世界大型的科技公司们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在政府监管部门乏力的数字空间领域，这些科技公司能迅速扩张，并获得某种形式的主权。未来十年，政府和科技公司将在虚拟和现实领域争夺主权。

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国际政治中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再要像过去那样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样清楚的是，美国失去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完全转交到中国手中，而是分散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得以参与到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之中。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来说，除了美国还在较多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这种优势也处在削弱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各方面或较多方面占有优势，称得上是两极中的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