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指标说明，美国对华政治态度在2016年后持续下降，但是在2022年有所回升；美国对华政治态度存在分化，共和党议员对华政治态度的恶化主导了美国对华态度变差；通过测度美国对其他八国的态度发现，美国近年加强了对盟友的友好关系并缓和了其他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主题分析发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基础科学、医疗等领域仍然有合作空间，但是对于文化、技术等领域也要注意美国对华的政策打压。美国近年来正在寻求修复盟友和传统敌对国的关系，这与美国对华政治态度的急剧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晚近，美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贸易收益分配状况的迭变，带来其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因对这两个层面利益迭变回应的不同，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当下拜登执政，美国分别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攻击性保护主义”和“再入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以及相应的“规则升级”、“规则修正”和“规则重构”法律策略。虽然这三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不同的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但其实施对中国都具有最大的指向性。无疑，厘清晚近美国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转变的样态和机理，是进一步探讨中国应对之道的前提。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债务货币和制裁货币的三种身份，这三者构成了一个无法同时存在的“不可能三角”。首先，美元同时作为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本身存在问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就必须保持贸易逆差，但长期逆差又会损害美元信用；国内、国际对货币的需求难以平衡，注定美元这一主权货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不稳定。其次，美国国内产业严重空心化，其债务本币计价的机制非常方便国内风险对外转嫁。在没有商品提供信用的基础上，这种风险转嫁进一步影响了美元的国际信用。最后，由于控制了国际结算体系和定价机制，美元成为美国的一种制裁手段，制裁使用的不受限制，进一步削弱了美元信用。

尽管全球南方在经济体量与政治上逐渐形成强大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仍需看到全球南方与中国战略关系构建的现实复杂性：一方面，中国从未抛弃第三世界，南方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底性的战略资源，其已积累出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始终与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深度互嵌，且全球南方内部利益诉求分化，出现新的结构性关系。因此，中国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南方国家，否则极易造成基于想象的政治盲动，也极易因误判而透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底。

3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新版《构想》是俄在对国际局势和自身安全环境做出重新评估基础上出台的，明确了俄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优先方向等。值得指出的是，“多极世界”是新版《构想》的核心内容，被数次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构建多极世界一直是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确立和巩固俄作为多极中的独立“一极”地位则是俄对外政策的实践目标。《构想》还提出，俄将继续奉行睦邻政策，深化与欧亚地区国家关系，加强与亚太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等方向的合作。

欧盟区域观的一体两翼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区域打交道。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欧盟区域观的变化，并带来构建区域秩序的路径和方式的调整，具体体现为欧盟区域观在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工具手段之间的此消彼长。在欧亚区域，欧盟的区域观尤其是区域秩序构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欧亚区域正发展为一个权力博弈和理念交融并存的秩序空间，并呈现出一体化与碎片化、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杂态势。未来，欧盟的区域观在欧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将不断评估并校准。

在对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六国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在贸易问题上的政治联盟斗争进行实证研究后可以发现，要素流动性是影响何种类型的政治联盟更为活跃的关键性因素。产业间的要素流动性与联盟形成的基础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当要素流动性较高时，阶级联盟更为强大，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意见更为统一；当要素流动性较低时，产业联盟则更为强大，游说团体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要素流动性高的时期，游说集团的力量也相应变得强大，为了维护政党的稳定，政党领导人在贸易问题上通常采取较为模糊的政策，反之亦然。

独特的地理特征与18世纪以来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实践，让地缘政治思想在俄罗斯经常发挥底层逻辑作用。为向公众和国际社会阐释本国地缘政治代码，俄罗斯学界提出“无界之域”的概念，从地缘角度重新建构俄乌关系。他们认为，鉴于传统力量对比、没有自然边界和数百年共同历史经验，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邻国是没有边界的整体空间；邻国领土不被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大国利用，才能确保俄罗斯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将对俄罗斯外交、地缘环境和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应重新思考和定位对外政策及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将以何种方式立足世界，是俄罗斯学者主要关切的问题。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已经、并且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逆转，但它终究无法阻挡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得当便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则可能成为输家。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静态的供给与需求，而在于如何分配经济剩余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作为后发国家，第三世界政府因受制于旧的殖民经济体系，而难以推动国家工业发展，资本积累不足，又因市场规模狭小，无法获得国际性的产业竞争力，从而陷入发展困境。第三世界国家只能通过精英群体消耗自身积累的剩余，来补贴产业，以阻挡外部优势竞争者，而一旦精英不再愿意补贴，国内工业就会失败。中国几乎是唯一克服了这一困境的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不可能脱离第三世界，靠单打独斗走向成功。因此，中国有必要主动参与一个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的，由第三世界为主的世界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