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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少将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刻演变和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构成当前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国际变局的重要风向标。特朗普政府决定历史性地调整对华政策,前所未有地开启了对华竞争与排挤的进程,这是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离,反映出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敌性判断趋向强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短期内不可能得出明确结论,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甚至需要做好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紧日子的准备。

门洪华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代表作有《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霸权之翼》《东亚秩序论》等

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向全球延伸,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国际战略谋划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加强国际战略研究恰逢其时。在新时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表达,中国国际战略要密切关注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核心要素。目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初成体系,正在向成熟的学科建设迈进。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应积极为战略思维强化和战略人才培养服务。强化国际战略教学与人才培养,加强战略思维的全民教育与精英培育,事关国本、事关中国的未来。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

危机管控是中韩两国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开展中韩危机管控研究,加强两国领导人与职能部门的危机管控意识,建立、完善双边危机管控机制,对于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安全分歧和突发事件,共同应对地区重大安全挑战,保持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中美关系中竞争一面的升级与加剧让一些人认为,两国关系走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必有一战”或“注定对抗”的魔咒,大国关系在21世纪似乎也难以逃脱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然而,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不可能是已有历史的简单重演。“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中的一般现象并不必然预设、更不会简单地预判中美关系的前景。任何对中美关系持历史悲观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忽视了21世纪全球政治的进步性和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志。

姚枝仲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与2018年持平。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也与2018年持平。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上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我们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这主要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冲突的影响等问题的担忧。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分析师

2018年是全球从金融危机以来的“放水”过渡到流动性“回笼”的起点。伴随美联储“缩表”按计划推进,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减量资产购买,中国央行在金融强监管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过程中,也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的背景下,2019年全球流动性回笼将经历一个由快到慢的过程。随着全球主要央行从“大水漫灌”,转向“细水长流”,再转向“覆水渐收”,全球经济必将受到一番新的淬火,而全球金融市场必将收到一番新的考验,这是全球货币政策的“新常态”!

张允起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宪法理论与宪法史、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科研教学工作,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迄今为止人们谈论立宪主义或宪法问题大都局限于一国内部的立宪选择,认为国际秩序问题只能由国际法来调节,而国际法又是建立在国家主权与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理论之上。因此,军备升级,军事同盟,合纵连横,绕过联合国的军事打击,核威胁等手段也便大行其道。在国际秩序上人类目前还未能彻底摆脱适用于动物界的自然法的惩罚。因此,国际层面滥用国家权力的恶习更需要法律制度的有效规范。国际立宪主义的实现需要人类高度的共识、智慧以及践行能力。只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循序渐进地接近这一“现实的乌托邦”。

夏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观念变迁应该成为研究当前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变量,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反映出与以往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世界观、原则化信念以及因果观念这三个层次的观念通过影响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和决策者的策略选择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缓解当前中美经济对抗,仅仅有经济上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是不够的,因为观念的变迁将会严重影响经济措施的效果。如何定位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消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困惑与误解,将关系到中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吉姆·奥尼尔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兼英国财政部长,现任查塔姆研究所主席

必须要打一场争夺贸易或技术主导权之战的想法完全契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因为自己落到第二位而感到自我怀疑或信心丧失是很自然的事。但就像全世界在发现美国成为单一最大经济体时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学会克服这种情绪。此外,长期经济增长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生产率。中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因此中国经济的名义规模在某一时点超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印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应对内外困境,当前政策层面已经发出了积极信号。展望2019,如果对内能够切实做到改革“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这一压舱石,则有助于破解内外忧困的局面。当然,即便短期内中美贸易达成一定的协议,也仍要认识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仍然较大,包括网络安全、地缘政治、技术角力等诸多方面的争端,随时可能加剧,外部形势依然严峻。对此,要格外警惕中美贸易战速胜论,做好中美之间长期博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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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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