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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院院长,英文国际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主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为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建设中注入“中国元素”,中国应尽早研判并评估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情形,一方面多方并举捍卫世贸组织的权威,发展完善世贸组织体制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世贸组织未来发展的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应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以防不测。

杨文静

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未来美对华会进入一种长期“弱对抗”状态,双方会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加大全方位的博弈与竞争,但不会走向全面冷战与遏制。所谓敌人是“相互建构出来的”,在中美之间仍有中间余地与弹性的存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度国家”仍希望通过竞争促使中国“改变”,成为美国主导体系的“合理合法的一员”而非决然对立。由此,中国仍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这既是双方战略基础削弱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洞朗对峙过后,中印关系在2018年实现了“再出发”。在此过程中,反思中国的对印外交,既要对两国关系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也要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在经济上争取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在两国分歧问题上继续搁置争议,落实深化分歧的管控机制。

张蕴岭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首要的是凝聚共识。在东北亚、东亚,近代以来一直是日本一家独大,如今,中国成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对此感到担心,加上日美同盟的因素,日本对如何与“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相处似乎感到困惑。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日本和与一个过去曾加害过自己的国家发展关系,也存在不少纠结。以往,曾担心日本会“再军国主义化”,如今这样的担心少了,但对一个与美国为伍、执意与中国相争的日本,总是感到不舒服。为此,如何在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至关重要的。

受访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采访者:界面新闻

当前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在美国是反建制主义,在欧洲是民粹主义,其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是阻止不了的,而全球治理则将出现衰退趋势,但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在国际政治无序性更加突显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重新认识世界,及时调整外交政策。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当年美国与日本发生贸易冲突时,美国就直触日本最敏感的神经——日本与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解决美日之间的“结构性障碍”(The US-Japan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由此可见美国谈判的高度或者深度。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特朗普政府尚未达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对待日本那样狠度,结构性问题也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单独拿出来谈结构性问题。也许,过一段时间,中美“贸易磋商”下一步就专门集中在结构性问题。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福利国家,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体系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范本。但维持高福利制度所必需的刚性支出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在无法继续维持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缓解国内矛盾。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主动捍卫者,不仅因为它们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它们还认识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此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特别是其中的扶贫减困。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明确强调发展助推段导弹防御技术、开发可以显著提升反导效率的多目标杀伤器技术、重视在敌方导弹发射前对其进行干扰和阻碍发射的能力、突出可以实现战时反导力量聚集的高机动性反导平台的重要性,这些措施都将进一步强化中俄对自己核威慑可靠性的担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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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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