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廖奕驰
赛迪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所
张义忠
赛迪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所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中国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数量优势显著，但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多局同族专利数、（注：同族专利是指同一发明思想，但内容有所修改或变动的一族申请，用不同文种，向多国递交，从而公开或批准的一族专利。）重点领域专利布局等主要知识产权质量指标存在明显短板，与世界主要制造强国差距明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质量如何补短板、强弱项是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
纳赛尔·侯赛因（Nasser Hussain）
阿默斯特学院法律、法理学和社会思想系副教授
翻译：龚思量
对于无人机操作员而言，无人机能提供的仅仅是无声的画面，其提供的超然和脱离感使得操作员不再抗拒杀戮。然而，在遭受袭击的当地人经验中，无人机的盘旋伴随着恐怖的嗡嗡声，预示着不知何时会爆发的袭击。这种不平等的作战方式让操作员不必担心遭到反击，同时心安理得地将目标“罪犯化”，进而为实施暴力打击提供了理由。无人机袭击需要大量相关人员的参与以及简易军事基地的设立，美国因此在全球大范围设立无人机配套基地，让其建立了“基地帝国”，甚至可能让全球范围的目标和平民陷入恐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外交重点集中在大国外交，实际上就是以美欧为重点的外交，在亚洲的外交重点则是中日关系。但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使得中国不得不调整全球策略。现在的形势下，大力发展并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策略之一。说白了，如果当前已恶化的中美关系在未来二、三十年没有起色，如果西方世界对于崛起的中国始终抱着系统性战略竞争对手的态度，中国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需要与谁优先强化关系？毫无疑问是东盟！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基本养老保险的赡养率不断提高、收不抵支缺口逐渐扩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也即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并从而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负债型向资产型体系转变，二是从人口红利型向资本红利型体系转变。可以借鉴美、加等国的成功转型经验，建立高效的、具有复利作用的投资体制。建议通过提高我国养老金体系的制度吸引力让人们主动缴费，使居民存款转化为长期的养老金账户资金。
熊婉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相辅相成，但也可能存在冲突。由于监管部门不同但监管对象和政策工具高度重叠，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行的政策实践中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等政策协调困境，尤其在经济下行、银行高度集中且业务同质化以及不同监管机构权责不分的情形下政策冲突可能加剧。为了减少政策冲突，英国和美国分别采用了央行统筹和增设独立委员会的宏观和微观审慎协调机制。英美经验表明，有效的监管协调离不开明确的权责划分、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流畅透明的信息共享。
刘露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资博士后
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说明美国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施东辉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新发展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用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形象地说，新发展主义开出的“药方”是把工人阶层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把大公司和金融市场关进“监管的笼子”里。具体包括：以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无约束的全球化；恢复对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承诺，改变货币政策目标，使充分就业相对于通货膨胀成为更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强化公共服务、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推进上调最低工资、增加工会参与率、提高就业保障等。
江天骄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近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将建立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其中包括美、英两国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该举动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作为美、英两国盟友和与澳大利亚曾签署潜艇采购协议的法国对此表示不满，并宣布召回驻美、驻澳大使。相关事态发展一方面凸显了印太区域在美国战略的优先级不断提升，同时美国同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同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合作机制下有关核潜艇技术的合作，被舆论视为可能会产生某种让中国方面警惕的示范效应。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晓瑜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从性质上来看，党政联合发文的本质属性应是“制度”，其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党的领导制度。从关系上来看，党政联合发文承载的是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其制度实践与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应恪守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之边界。从特征上来看，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包括党组织及其工作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办公厅（室）的主体复合，非国家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权力复合，以及联合制发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复合等制度特征。
李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眼联盟缘起于二战期间英美两国的情报合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赢得冷战至关重要。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服务于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目标，中国被美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也成为五眼联盟的主要战略对象。五眼联盟对中国的监控长期而全面，它强调留意并“阻止”中国等国出现技术突破并由此获得构成威胁的战略军事、经济或政治优势。五眼联盟针对中国的情报监视以及外交合围，尤其是美国试图把五眼联盟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骨架与战略支撑，给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周边安全带来相应冲击。
张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出现一定程度回落，但在出口稳定、“六稳”与“六保”措施的强化、促消费、跨周期调控的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因素支撑下，中国经济不会失速，经济韧性应该能保证复苏进程不中断。鉴于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居民消费韧性的持续，进而会影响到互为条件的供需修复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供给端，必然会受到牵连，因此需要格外警惕美国财政风险带来的外溢性冲击。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未来的历史记录2020年开始的大流行疫情，科技的角色应该是重要篇章。同时，疫情促使人们更加注重技术进步的人文视角。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有两个重要维度，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推进“十四五”规划、实现2035远景目标，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科技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友好的环境和激励机制，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必然影响生产关系。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如何提升产业链安全？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是哪些？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建立AUKUS的地缘政治意义十分明确，即在亚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对抗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过，由于澳大利亚撕毁了与法国的潜艇合同，且事先未与法国做任何沟通，引发了法国极大的愤怒。因此，一个本来是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戏剧性地演变为一桩震动西方国家内部关系的政治与外交事件。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将远超一份巨额国防合同带来的商业损失，还有可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产生重大影响。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在过去的15年中，假定没有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特别是没有发生生育管制减少2—3亿人口和户籍城乡分割造成1.6亿左右的农村淤积人口，可能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业产能过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受到迁移受阻和土地交易收入分配两项体制扭曲的影响，农村居民应有而因体制扭曲造成的消费需求能力损失规模为469902亿元，占15年来总消费需求损失的62.21%，农村居民因体制扭曲损失消费能力而影响产能过剩的强度合计为53.54%。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鉴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歧见和误用亟须加以澄清。笔者所列举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中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析中应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研究的过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可能既有助于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能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歆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及其团队提出了一项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他们的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着手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作为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还处于推进落实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一政策暗含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拜登政府将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作为政策推进的舆论动员工具，将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