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程福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家对孩童的监护只及于孤弃儿童与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是否需要国家干预，基层社会一直存在争议。关于国家对家庭监护状况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的论争，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留守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关乎儿童保护制度本身的设计。在拥有家庭主义传统的中国，如果留守儿童保护只是保护儿童本身，而没有对不负责任父母的责任追究，如果只是对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简单给予经济资助，而不是根据实际状况给予相应的服务，那势必会引起社会的纷争和抗拒。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称，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反之，供给不足也会消灭需求。全球价值链贸易曾经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制成品，但新冠疫情扰乱了价值链分工，使得原材料和耐用品价格持续攀升，通胀卷土重来。2022年（尤其是上半年），供给侧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对下游生产和终端消费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全球宏观经济运行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难点：难以弥合的产出缺口，难有改观的供应链状况，难以忽视的通胀压力，难以为继的宽松政策。
谭小芬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林奕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发生转向，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启动缩减资产购买，开启新一轮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就业、通胀水平作为美联储重要关注目标，是决定货币政策转向具体时点的关键因素，不过转向时点也受到疫情发展等情况的制约。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会对美国、新兴市场、中国等经济体的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产生显著溢出效应，为此我国应当采取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优化外汇储备结构、提高政策沟通能力、建立风险预警体系等多种方式来有效应对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冲击。
杨晗
经济学博士
2021年即将过去，今年的财政具有超收减支、土地出让减速、基建投入比例降低等特点，这些特点中既有新的变化，也有与近年财政乃至经济基本面总体变化相一致的趋势性体现。2022年稳增长将是重点工作，在国内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1万美元人均GDP关口需要突破等情况下，财政势必发挥跨周期调节作用，在2021年GDP增速超预期的背景下直面2020年低基年效应衍生的2022年增速压力。另外，从支持传统基建带动到支持经济结构转型，也将是未来财政发力方向的重要转变。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人口安全是非传统安全谱系中的重要一维，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举足轻重。根据历史经验，或许可以说，人口、土地与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三要素。没有人口，也就谈不上文明的演化。人口安全是人口均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底线、红线和防线，我国要不断提高人口发展的安全意识或者说安全系数，牢固树立人口发展的安全观、平衡观和优化观。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恰恰应从筑牢人口安全防线入手，首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提振过低的生育率，促进中华人口的代际均衡发展。
邓宇
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加快，中国跨越中高收入阶段具有现实可行性。建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内生性增长驱动和外部有利条件运用两个层面着手推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制度变革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抓住内外有利窗口期，稳步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财富合理分配，构建起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顺利迈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张德礼
平安证券研究所
2022年中国经济将重回下行，主要原因就是新冠疫情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恢复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动能可能放缓，而基建、制造业投资和消费较难对冲。预计在跨周期政策的适度发力下，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5%以上。这一增速大致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契合，亦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扎实的年度基础。此外，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三个风险：第一，中国经济“类滞胀”特征进一步显性化。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提速带来外溢效应。第三，中美经贸关系演化中仍存不确定性。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鲍曙光
孙同全
“十三五”时期，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资金规模持续增大，投资领域逐步拓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规模显著扩大，形式不断创新，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的组织模式和利益分享机制逐步多样化。但是土地、融资、人才和科技瓶颈是社会资本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同时资本下乡监督管理机制严重滞后。“十四五”时期，要创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元投融资机制，强化顶层设计，细化操作方案，加快健全社会资本下乡的用地、人才和融资保障机制，吸引、培养和保护更多的企业家型人才，健全社会资本政策支持体系，优化社会资本参与政策环境。
佘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当前，中国托育服务需求仍然非常迫切，总体短缺状况仍未扭转，未来十年仍需继续加大托育服务尤其是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从实地调研情况看，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托育服务，其建设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扩大的托育服务需求，如期实现既定政策目标，需要积极推动相关建设投入尽快落地，有效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未来五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遵循。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Omicron病毒变异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数，其传染特征和传播特性仍有待基因测序和数据统计来确定。作为一种风险情景，我们要对新的病毒变异在全球传播做好准备。一旦大规模传播发生，全球防疫、经济恢复、资本市场、供应链复苏、国际开放、重大国际活动等，都有可能受到新的疫情影响。目前，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对Omicron病毒变异的发展保持戒备，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预案和行动准备。
兰德公司
量子技术被分为三大类：量子遥感、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粒子行为的物理学领域。在小于几纳米(10−9 米)的距离尺度上，全新的物理效应变得重要，这是人类日常经验无法比拟的。工程师们研发出几种设备，利用这些效应，远超过现有设备的能力。量子技术的每个子领域都将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为量子技术的研发投入大量资源。美国和中国在投资方面领先，加拿大、英国、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也都是重要参与者。总的来说，美国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遥感领域领先，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领先。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安立
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
针对中美竞争是否同美苏冷战高度相似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无论冷战譬喻有多不精当，如今决策者们都应多求教于历史，求教于最精于此道的历史学家。然而，在美国和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如上几代人之间那样频繁。考虑到中美关系还将经受诸多考验，才能迎来根本好转，各方需借鉴人类历史中积累的所有相关经验教训来避免最坏情况，并探寻共同前行的道路。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结构上，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很快，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差不多位居全球第一位；政府部门显性杠杆率上升相对较慢。总体上，由于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中国的债务利息支出处于很高水平。此外，中国债务风险更多向公共部门集聚。但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我国债务支持了投资，在债务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的资产。这对我国应对债务问题，保持债务可持续性会起到很大作用。放眼未来，稳增长需要适度扩张的总量政策。以中央政府加杠杆来替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居民部门稳杠杆，是比较合适的。
伊恩·布雷默
欧亚集团总裁，纽约大学名誉教授
斯蒂芬·沃尔特
哈佛国际关系学教授
巨型科技公司是否会改变地缘政治，有一天会取代民族国家？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认为主要的科技公司——Facebook、苹果、谷歌、亚马逊以及阿里巴巴、华为和腾讯等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强大的、自主的参与者，并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不过，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不会像布雷默想象的那样强大或自主，也不认为这些公司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民族国家。在布雷默提出的三个可能的形式中，沃尔特认为国家才是改变未来的关键。
李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特朗普政府加快了打压中国的步伐，尤其体现在“印太战略”的实施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以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优势。为此，美国不断要求韩日参与到“印太战略”以及一切遏制中国的机制中去，逼迫韩日选边站，一时使韩日两国陷入两难困境。拜登执政以后，誓言修补同盟关系，并优先东亚同盟的重塑，美韩同盟以及美日同盟将得以修补，但这一东亚同盟体系将随着东亚形势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