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丹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应对当前百年不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一个自然的想法是要清点疫情的生命代价，并分析新冠疫情对不同死因死亡率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代表性的大数据作为支持，我们使用了从全国605个区/县级死亡监测点收集上来的覆盖中国3亿人的死亡监测数据，从经济学视角利用计量研究的方法对死亡率的变化进行分析。在疫情仍未消散的背景下，估算这场流行病暴发导致的死亡人数与正常年份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值——额外死亡，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李益斌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洋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后产生巨大威力，推动香港特区开创由乱及治的新局面。然而，香港“独狼”恐怖主义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需加强警惕和应对。根据“独狼”恐怖主义的概念，香港的几起相关暴力案件都可归为这一类型。“独狼”恐怖主义的隐蔽性、可复制性和恐吓力等，导致香港特区面临潜在风险。香港“独狼”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境外势力干涉、个人极端主义和互联网应用等息息相关。香港特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加强打击极端主义思想，打击相关网络工具，重视情报搜集和社区参与。
葛腾飞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当前区内外各主要国家纷纷提出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各国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诉求。一种合理的地区安全秩序的内在逻辑，需要符合地区内安全诉求的最大共识，能够促进地区发展可持续进程，彰显特定“地区性”愿景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迄今中国对“印太”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处理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审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参与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事实上，中国通过积极营造地区安全“关系网”，推动“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实践，持续并深入地影响着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发展。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无论是基于一般发展规律，还是从中国特有国情的角度，都会得出这样的预判，即面对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的挑战，中国在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存在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门槛效应的风险。对此，中国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不能采取回避态度。现代化途中不会处处鸟语花香。面对荆棘坎坷，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最终达到新发展目标确立的增长速度要求。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粉丝文化、粉丝经济增长如此迅猛，原因在于当前以“95后”“00后”“05后”为主体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这代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极为缺乏陪伴式成长，这在客观上导致他们在网络世界不断聚集、“抱团取暖”。而新的人口结构也直接催生了明星制度的世纪迭代，以至于，青少年粉丝群体直接参与到流量明星形象的商业运营中。由此，资本控制舆情及青少年文化的趋势便愈演愈烈。从人口结构现状出发，可以清晰看到娱乐圈整治的迫在眉睫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邵宇
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如果说中国制造业是在开放中崛起的，那么服务业就是在压抑和限制中落后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确实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人的需求层次的演进有关，没有需求就很难有发展的空间，但这也只能解释内需中服务业占比偏低的现象，而不能解释出口中为什么服务业也偏低。基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如果服务业开放程度更高，会有更多的服务业FDI流入中国，服务业在出口中的比重也会提高。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政策着力点都是工业化，服务业开放的步伐更为迟缓，FDI限制程度高，其结果就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时近年底，2021年的中国经济格局基本确定。客观来看，今年的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差一些，虽然在去年低基数效应下有望实现8%或更高的增长，但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分季度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延续到明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充满挑战的一年。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中国有必要有所动作，采取一些积极的经济政策，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高占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原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
自1981年重启国债发行至今四十年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表现在规模快速扩大、品种日益丰富、衍生工具开始使用、参与者结构逐渐多元化。其背后所反映的诸多制度上的改革和变迁，充分体现了中国债市发展与开放的内在逻辑的力量。但同时市场的深度、广度与弹性仍不足，绝大部分债券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境内外评级存在脱节，离真正成熟的债券市场尚有不小的距离。总体看，在扩大债市开放方面，我国还有相当多可拓展的空间。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上升，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需总量平衡和结构匹配出现新特点。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大举措，是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的内在需要，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途径，更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十八大以来，我国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实践，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王丹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针对外企和外籍人士的优惠政策有所减弱，使得外资对中国的开放前景产生担忧。而且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一直没有放松，入境隔离政策不变，增加了外籍员工难与家人团聚的难度。另外，这两年密集出台的监管措施也加重了外资的担忧，如何解读政策成了最大的挑战，从而影响到外资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和计划长期投资。但是，我们认为近期的外籍员工流失是暂时的，未来国际人才流入仍将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决定的。数据显示，疫情后外资没有离开中国。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也没有转向。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雒景瑜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为了加强美国在 5G 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联合盟国与伙伴构建“技术联盟”。该举措的目的在于谋求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以维持其霸权地位、通过高科技封锁来遏制中国发展和通过“技术联盟”修复并强化联盟关系。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以技术遏制为核心、以传统盟友关系为基础，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贸易、研发和规则制定等方面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为此美国不仅在国内加大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资金、立法和技术支持，还联合盟国与伙伴加强新兴技术协调，试图编织对华技术遏制的网络。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解释，艾利森认为，这与主导国或崛起国的动机无关，而是来自对于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竞争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主导国和崛起国出现利益冲突和战略竞争并不少见，但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是“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真的是由于某个“陷阱”吗？
受访者：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采访者：腾讯财经
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有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分蛋糕不能影响“分配预期”，不能淡化努力、贡献与分配预期之间的关联性。破除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首要的是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把共同富裕片面地理解为就是三次分配是不对的，包括了三次分配，但不限于三次分配，关键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社会的内在动力是首位的，相关的法律、政策要为此提供空间和条件。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依照这种思路，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彭錞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发舆情的天价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并不只是一个舆情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既不是“免费午餐”，也不是“鸿门宴”，关键看如何精细分类、准确适法。公权部门做事无愧于民，当然不怕舆情；但要做到无愧于民，首先就要无愧于法——于法有亏当及早纠正，而不是靠应对舆情问题来解决法律问题。
王灿
孙若水
张九天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深刻的技术体系和社会经济系统变革，主要涉及零碳电力系统、低碳甚至零碳终端用能技术和负排放技术。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也依赖于各个部门的路径选择，特别是碳排放量大且脱碳难度高的电力、工业、交通、建筑四大部门。同时，碳中和目标将对中国的经济产业体系、资源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体系、整体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未来面向碳中和的政策体系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技术、经济和社会影响，明确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识别真正气候友好的清洁技术创新，将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