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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格玮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

赵耀辉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日本2020年的生育率为1.36,韩国仅为0.84。几个汉族为主的地区,生育率也都比较低,中国澳门为1.24,中国台湾为1.18,中国香港的生育率在2020年降到0.87,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七普”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1.26,与上述国家或者地区相比,尚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这些国家(地区)的低生育水平表明东亚文化有抑制生育的因素,那么我国人口生育的前景可能十分不乐观。因此,判断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或生育支持政策是否可以奏效,需要对影响生育的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

罗艳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部助理研究员

美国军用无人机在反恐战争中首次被投入实战应用;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美国军用无人机在亚太地区实现部署,在复杂环境下的侦察与监视功能得到开发。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关切,美国军用无人机的部署和出口都表现出满足对华战略竞争需求的态势。出于备战“高端常规战争”的需要,美国军用无人机将向智能化、小型化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军用无人机具有政策工具属性,国家对威胁的认知和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变化,对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方向带来重要影响。

廖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我们对当前中美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性“再挂钩”提出八条建议:1)建立与政治分离的双边经贸“再挂钩”体系,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2)实质性地减磅脱钩措施,走出结束贸易与科技战的第一步;3)开展抗疫合作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4)加大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力度;4)重启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发掘在新兴产业和金融行业的双向投资新领域; 6)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7)抓紧寻求在全球经贸体制改革紧迫议题上的共识;8)赋予地方政府与民间在两国经贸交流方面的更大自主权。

朱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近些年,中国在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上不断创新,主动应用数字技术发展治理科技、提升数字监管能力,以数字化的公正监管维护中国数字经济的生态环境逐步走向更加开放、健康、安全。2022 年,围绕着平台经济反垄断、区域数据资产管理、双碳目标监管、区域经济风险监控等领域,中国的监管科技将取得更大进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地方数字治理能力在今年将百花齐放,涌现一批有利于数字经济突破发展的地方数字治理典型,并进而推动全国各地数字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葛天任

建设全生命周期的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其核心内涵是指在中国社区治理单元基础上构建起覆盖每一位社区居民的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与服务体系,即提供适老、适幼,安全、健康,适用全体人群的以生命健康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公共产品与社区服务。在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全生命周期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其核心理念是“人民至上”,其总体建设原则是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更应该注重精准治理和合作治理。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二个百年期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个关键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竞争问题,充分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甚至是激烈性,对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我们则应超越竞争,避免囿于竞争、就竞争谈竞争,陷入有关竞争的话语陷阱。我们应该构思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叙事,从而实现“国之大者”和“天下情怀”的有机统一,实现凝聚内部共识和对外引领塑造的有机统一。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整整20年前,我写过一篇英文文章,我在其中推断说:“与其说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一场新冷战,不如说是一种"热和平"——中美关系互动的强度以激烈的言语指责对方为标志,但也以不断升温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为标志。”在2021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美关系这种“热和平”的趋势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后的年代中形成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可能在许多领域持续发展。“新冷战”固然不可取,但“热和平”模式如果固化,也同样不符合中国、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

施东辉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在金融体系过度扩张越过某一临界水平后,反而会因金融风险上升和对实体经济的资源挤出效应而成为增长的一个拖累,甚至会成为经济运行的“毒素”。而从传统银行业向市场导向银行业的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批发性市场融资的兴起,助长了以不透明、流动性脆弱和风险集中为特征的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构成了比传统市场导向体系中“急躁的资本”更大的危险。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历史经验显示,就全球而言,只有在存在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对于追赶型经济体,则可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创新的方式“走捷径”,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但没有国家能够通过模仿式创新实现真正的和持续的赶超,因为一旦自主创新国禁止核心技术专利授权,追赶国就可能面临生产中断的风险。所谓的“后发优势”,本质就是与技术前沿的距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有充分认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才能够在21世纪和更长的时间里真正做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结合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特点(如低载量病毒)、住院率、病死率等动态变化,国内需要加强跟踪和研究,基于科学态度来研究未来是否适时调整防控政策和防控目标,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趋于正常。如果疫情缓解但国内严控政策没有变,那么,过严的防控政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化的限制。中国在政策调整上可以考虑分步走:可以在冬奥会与全国“两会”后,放松一个防控等级;在今天秋天二十大之后,再放松一个等级。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新冠治疗药的研究,另一方面密切观察疫情的发展变化。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李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在元宇宙的不同发展阶段,最佳组织结构或者说最优秩序会发生变化。在元宇宙发展的初期,各个元宇宙平台规模较小,规模效应不显著,同时每个元宇宙平台的专用性投资非常重要,此时诸侯国模式是最佳的;在元宇宙发展的中期,元宇宙的规模效应比较明显,而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下降,此时大一统模式是最佳的;在元宇宙发展的成熟阶段,互联互通带来的网络外部性更加重要,并且互联互通的规则逐渐形成了共识,此时区块链模式是最佳的。

陈昊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海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博士生

王柏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博士生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国教育投入都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和需要。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不仅在总额上远远高于中央政府,而且在结构上,尤其是在义务教育层面和学前教育层面远远高于中央政府。因此,地方政府提高教育投入,是国家教育投入进一步提高的关键。而市民化进程可以显著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包括提高城市的教育投入、人均教育投入和生均教育投入水平,提升教育投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总支出的份额并提高科技投入水平。

张良福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当前南海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7个“化”:南海地区“军事化”、南海安全“传统化”、南海及南海问题“印太化”、南海及南海问题“规则化”、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机制“多样化、多层化、网络化”、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合作内容“务实化、实质化”、南海局势动荡 “常态化”。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南海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双循环的交汇点和关键枢纽。我们要从实现“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的角度,去重新衡量和评价南海地区的定位和价值。

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日本政府于2013年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外交战略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试图与国际海洋秩序对接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细化与延伸。在东亚历史海域推进的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经历了北向延伸至北冰洋和北极圈、在东北亚海域和东亚海域步履维艰、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东盟共同体”的对冲、在印度洋海域与印度捆绑向东部非洲推进的动态变化历程。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德礼

平安证券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2021年两会确定的财政赤字率和新增专项债额度,都明显高于市场预期,但实际支出却没有那么积极。2022年中国经济稳增长诉求上升,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超收少支”到“用足力道”,从节奏“后置”到“前置”,均是财政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相结合的重点所在。预计2022年广义赤字率5.8%,低于2021年的6.3%。2022年可能适当降低新增专项债的比例和规模,财政支出节奏“前置”,公共财政投向基建规模难明显提升。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2021年,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在疫情持续下深度调整,各大战略力量纷纷着眼未来谋篇布局,试图在新格局中占据有力位置、为新秩序确定新规则。在中美成为大国关系主轴、自身所受压力有所减轻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以修宪为国内控局铺平道路后,借乱谋势、以攻为守,试图重整河山、逼和美欧、布局“印太”,最大限度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然而,受综合国力下降制约,俄罗斯在折冲樽俎之际明显力有不逮,大国雄心与实力不足之间的张力既给俄罗斯的现实外交带来诸多困难,也让其未来前景面临不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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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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