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Luíza Cerioli
卡塞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卢拉在20世纪初的前两个任期中，采取了一种依赖资源收益来促进社会分配的发展主义模式，这被本文作者称之为“新榨取/采掘主义”，虽然劳工党政府的垮台不乏内外危机，但与新榨取主义的道路缺陷是紧密相关的。过去四年，博索纳罗政府“以军国保守主义超越左右之争”，并回归极端榨取主义。随着卢拉当选，巴西发展道路再次面临调整。卢拉政府希望通过“环境保护”的主题串联气候变化、多边主义、保护原住民权益和绿色转型四个大目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卢拉将绿色转型和巴西的再工业化联系起来，即通过绿色转型，获得国际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实现国家的再工业化和现代化。
初冬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东北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独特的地理特征与18世纪以来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实践，让地缘政治思想在俄罗斯经常发挥底层逻辑作用。为向公众和国际社会阐释本国地缘政治代码，俄罗斯学界提出“无界之域”的概念，从地缘角度重新建构俄乌关系。他们认为，鉴于传统力量对比、没有自然边界和数百年共同历史经验，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邻国是没有边界的整体空间；邻国领土不被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大国利用，才能确保俄罗斯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将对俄罗斯外交、地缘环境和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应重新思考和定位对外政策及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将以何种方式立足世界，是俄罗斯学者主要关切的问题。
人与技术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人类飞速发展的控制能力和落后的自控能力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随着人的控制能力发展到极致，一种新的智能将可能突然超过人的智能而使其归零。随着GPT越来越容易上手，人们可以用“自然语言”随时随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会刺激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应用的领域还会不断扩大。它会变得越来越“通用”，直到囊括几乎所有人类智能和体能的领域。那时，“机器语言”将战胜人类的“自然语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用的人工智能是否会获得“自我意识”进而获得“自主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全面超过人的超级智能。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历史上，中共高层决策体系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但是，农村政策进程所体现的高层权力格局具有显著的分权制衡特色，这种特殊的多元权力结构保证了改革政策过程的有效和活力。当然，这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权力结构特征。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卓越贡献，一是率先实现改革突破，二是为市场化体制奠基。这场改革的发生发展不是通常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所能解释，而根本上是政治问题。政策过程考察说明，农村改革并不是设计出来的，是政治形势演变而成的，是多种政治力量在特定政治情形下互动交织的结果。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讲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已经、并且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逆转，但它终究无法阻挡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得当便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则可能成为输家。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3月份，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9%，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尽管仍在景气区间，但越来越表现出后继乏力的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2%，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在疫情后表现出持续向上增长的态势。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走势的分化，说明今年国内经济整体性的恢复前景仍不乐观。这些数据也说明，企业和市场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居民、企业都需要休养生息，而不会表现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
许准
纽约城市大学副教授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静态的供给与需求，而在于如何分配经济剩余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作为后发国家，第三世界政府因受制于旧的殖民经济体系，而难以推动国家工业发展，资本积累不足，又因市场规模狭小，无法获得国际性的产业竞争力，从而陷入发展困境。第三世界国家只能通过精英群体消耗自身积累的剩余，来补贴产业，以阻挡外部优势竞争者，而一旦精英不再愿意补贴，国内工业就会失败。中国几乎是唯一克服了这一困境的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不可能脱离第三世界，靠单打独斗走向成功。因此，中国有必要主动参与一个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的，由第三世界为主的世界体系的建设。
Sophia Kalantzakos
纽约大学环境研究和公共政策领域全球杰出教授
当今位居关键矿产清单之首的是稀土、锂和钴，因为它们对高科技设备的运行必不可少，地理分布高度集中，往往位于不稳定地区或争议地区，并且需求在不断增长。中国已经在稀土和锂这两种关键矿产上占据了主动位置，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的经济选项，以获取在其他矿产上的联盟或互惠关系。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等近期纷纷以国家层面的政策手段和联盟关系促进自身的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这些行动表明，未来在关键矿产上的争夺将异常激烈；与意识形态分化的情况相比，领先的工业大国在该领域的战略或将不断趋同。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正步入文明竞争时代，中美欧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有望保持到21世纪中叶，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母体与美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并且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处理中欧关系时，中国需要长期奉行以法国为欧洲首要战略伙伴国才能长期获益。法国的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中国选择长期战略伙伴的两大必要条件，加上其他若干因素才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长期因素还包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特点相关，表现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
黄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秦朝国家形态仍未来得及经历完善期，就遭遇国家形态的核心——皇帝及核心决策圈出现颠覆性问题，乃秦亡的制度性原因，也是第一位的原因。秦政过于严苛，滥用民力，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官民矛盾极度尖锐，成为秦亡的政策性原因。秦亡于农民起义，而激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秦政的严苛。秦朝新国家建立不久，民众对新国家的忠诚度不高，原来的六国统治者和贵族始终怀有复国之心，加剧秦朝的脆弱性。法家主张的严厉的权力和律法统治、大政府统治难以让民众接受，存在与“国民性”的冲突。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全球政治态势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脱钩”的三重冲击，国际系统的稳定性在未来10年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系统的稳定变得脆弱。总体而言，这一动荡期将会持续5—10年，然后还需要5—10年重新回归稳定。全球经济态势同样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脱钩”的三重冲击。未来3—5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变得非常负面。核心增长极之一的欧洲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态势势必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吴莼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核武器诞生7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相应形成一整套核安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国际核军控和裁军体系、民用核能和核设施监管体系以及相关问题的磋商和谈判议程。冷战结束后，全球核安全治理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对全球核安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出考验，如核武器国家之间维持合作性关系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核安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遭到更大质疑、无核武器国家与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等。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世界的眼中，中国的外交策略向来是独立自主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其他国家主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地依赖经济合作这一手段。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中国整体上也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在经济合作中附加更多的政治利益。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也被一些外媒视为只谈经济，无关政治。从近期的中国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在外交策略和外交行动上似乎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在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框架下，中国在外交上开始更加积极主动，追求一定程度的有所作为。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调研需要实地观察和访谈，不可搞成工作检查，不能搞成“不说实话”的座谈会，也不要找助手代替调查、代写报告，更不应把做调研的机构变成领导秘书，放着本职工作不干，替领导写稿。只要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而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但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调查研究也不是非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反倒会把提问题的人解决了。调查研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改掉过去不良风气，真正接地气地了解基层所思所想，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赵明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构建具有议题导向特征的“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三边协作等。这类机制具有较突出的针对性、跨域性、延展性，美国力图借此打造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盟伴架构，对华实施阵营性对抗、复合性遏压。中国需加大与亚太地区国家战略沟通，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有力应对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给地区秩序带来的碎片化、阵营化、北约化效应。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两年多，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抱团竞争的新特征，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领导全球事务的兴趣与能力均在下降，越来越趋向于强化自己的文明认同，并拉拢其同盟国与密切伙伴国，建筑各种“新西方国家俱乐部”，从而在不同领域打压不符合其价值观与利益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柬埔寨、匈牙利、古巴、朝鲜等。就全球长远趋势而言，文明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常态，全球化仍将缓慢推进。美欧基于基督教价值观，将继续构建“小院高墙”与“新西方国家俱乐部”以维护其文明圈的利益，这将在能源领域有明显表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