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综合指数调整牵动股市，引发不小的争议。支持者认为，上指综指调整有其适应市场发展、反映市场结构变化的必要性。反对者则批评，调整指数就是把“牛股”调进来，“熊股”调出去，这实际上是在作弊，是自欺欺人。实际上，在股市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一方面需要解决一些股市的长期“顽疾”，另一方面，不应局限于指数的涨跌。最重要的是，调整股指不能作为粉饰繁荣的手段。

地方抗疫特别国债申报通知显示，特别国债投资的基建项目必须要一定资产收益保障，具体范围比较广泛，其中突出了跟疫情相关的基建设施。1万亿元中，用于基建项目额度是7000亿元，需要一定收益，这笔资金允许做项目资本金。用于抗疫相关支出额度是3000亿元。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6月21日至25日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遇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此轮强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预计此轮降雨过程将历时5天，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广西等10余省份将被其锁定。值得警惕的是，在疫情之后，国内经济正在努力恢复过程中，如果长江流域特大暴雨引发洪灾，对经济与社会复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对此要做好准备。

在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论坛发来的书面致辞中表示，应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当前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刘副总理对中美经贸协议的提法值得注意，所谓“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显示了中央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最新态度，也释放了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基本信号。

早在此次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显著放缓，呈现出一种“新常态脱轨”现象。在此背景下，为何中国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时却如此节省“弹药”？是在为今后更大的危机保留政策余地吗？在全球各国“大放水”背景下节省“弹药”，这也许是一种政策操作“技巧”，但实际上，中国很可能有难言之隐——政策仓库里并没有足够的“弹药”。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也受到不少约束。

当前中印紧张关系逐渐升级，将对中印经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在印度有大量投资，如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和字节跳动等中国公司正在押宝印度，阿里巴巴这样的投资者也在印度投资了许多初创企业。此外，在印度售出的每10部智能手机中，包括Oppo和Xiaomi在内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就占了8部。日前印度媒体引述的消息报道，印度数家国营电讯公司正发布新的招标公告以阻止中国供应商进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预计将带动全年的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易纲也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需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由此推断，下半年货币扩张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

今年地方政府“旧改”资金来源除以往的中央财政拨付、地方财政出资等常规渠道外，增加了地方专项债这一融资渠道。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盈利预期，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就老旧小区改造而言，更应当和街区的重新规划和城市的更新相联系，进行统一的考虑，这对于提高项目的收益和引入社会资本介入都有积极意义。

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的致辞中表示，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发行、退市等基本制度，着力增强交易便利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活跃度，健全鼓励中长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的制度体系。强化对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大幅提高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快推动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在新冠疫情冲击就业之下，中央挺一下地摊经济，是希望给地方一个方向，不要象过去那样一刀切，开一扇透风的窗口。不过，地方看中央既然有这个意思，直接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去的基建浪潮，其实也是这个思路。归根结底，市场的事情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政府的事情，但政府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市场，于是，一切就僵在这里，停留在死循环中不能自拔。现实，变成了魔幻的现实。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必须在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作用同时，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对于北京暴发本地新冠病例，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北京的城市批发市场。这个关系到城市生活的重要领地，依然未能摆脱脏乱差的固有形象，常年充斥着商贩叫卖声，也产生了污水横流、噪音污染、蚊虫滋生、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中国农大教授表示，部分批发市场还停留在二三十年以前的状态。从实质上看，它暴露了农副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体系不成熟。

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正鼓励银行压缩利润，发放贷款，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让利。不过，根据我们近期在中部省份基层的调研，在县域经济层面，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银行的利润太高，而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在基层抽贷严重。一些有加工能力，有市场空间的企业也未能幸免。基层对抽贷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报怨较大，认为他们只顾抓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不管基层发展的金融需求。从基层来看，银行不随意抽贷比“强迫”它们让利更重要。

澳门刚刚开始两天的通关不隔离申请宣告暂停，进一步显示，短期内自由行签注开放根本不可能。目前，澳门博彩企业已经举步维艰，再持续下去，关门停业已是不可避免的选项。为应对危机，博彩企业纷纷举债。6月以来，永利宣布发债7.5亿美元，美高梅发债5亿美元，金沙发债两笔共15亿美元。随着情况不断恶化，今年澳门经济所受影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北京疫情卷土重来，几乎堵住了澳门希望广东率先开始粤港澳自由行的希望。

6月16日，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持续施压，资金面有所收敛，此外全球风险资产大涨压制债市情绪，债市大跌。国债期货全线下跌，10年期主力合约跌0.74%，创逾三个月最大跌幅。若政策面没有流动性支持政策，债市可能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市场期盼央行能尽快施以援手。

逆全球化阶段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安邦的研究认为，它呈现出三个趋势特征：一是今后的全球化将会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呈现强烈的区域化特征和现象。全球化是一个“整合”的过程，逆全球化阶段则是一种“碎裂”的过程。二是逆全球化阶段无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伤害。一旦这种社会伤害造成的普遍成本超过社会结构的承受力，甚至可能导致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三是财富大转移的发生。逆全球化阶段是一个财富大转移的时代，一些传统投资理论可能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