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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著有《知识产权法哲学》《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

华为被美国制裁事件看似个案,却深刻地反映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各国企业和产业之间围绕核心技术及其产业开展激烈竞争的现实。核心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离不开当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制度运用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通过考察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结合华为的经验,可以发现旨在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包括战略运用,是企业获取国内外增量利益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刘青海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

基于非洲的基本经济形势,预计未来几年其将集中于发展基础设施、积极承接国外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结构多元化、推动非洲自贸区协定的实施等,中国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同非洲自贸区实施、非洲2063议程、各国非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

周小明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

近日,特朗普又放出风声:如果世贸组织(WTO)不改革,美国就要退出这一组织。虽然特朗普上任后曾多次做过类似表示,但他的新威胁还是吸引了不少眼球。但特朗普的退群威胁,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其目的在于在WTO改革谈判中为美国榨取更多的让步。一年前,WTO前总干事拉米曾告诫世人做好美国退出该组织的准备。但目前看来,人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忧美国近期会另起炉灶。

罗肖

云南大学博士后

自全球经济因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而陷入重大的不确定性、衰退甚至恐慌以来,越南的经济表现与“信心指数”却逆势上扬,以至于被一些媒体冠以“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赢家”,甚至是“新的世界工厂的有力竞争者”,等等。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从一系列经济数据看,越南近年来确实成绩斐然。然而,从长期来看,当前亮丽的经济成绩单并不足以扭转越南一些先天的脆弱性。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简单地认定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并不能深刻反映当今的世界,用终结的方式也并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世界处在大变局的历史时期。谈到大变局,人们往往看重大国力量对比的转变,其实,大变局涉及的问题很多。大变局的深刻含义是,二战以后,甚至是近代以来所建立的体系、制度、规则、价值观等都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要的转变,有些是“静悄悄”,有些则可能是“疾风暴雨”,为此,对大变局还要进行深入的研判。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主动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因为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而且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再好,也远远不够。

孙晓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自7月以来,日韩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危及美日韩联盟的安保合作。韩方在8月22日作废《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意味着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两个盟友走向对抗,东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动。在缺乏第三方,尤其是美国实质性的介入下,日韩的冲突将超越贸易纠纷,扩大到安保等其他领域。持续升级的日韩冲突不仅将影响全球供应链,也将损害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和中国的中日韩自贸区计划。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利用市场带动美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将对方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以及推动“民主化”(政治层面)——作为一个视角。但这三大目标已完全失败,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但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联系,并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对抗的同时,也会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必要合作。这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在现代世界史上,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民族国家以旧帝国的解体为兴起条件,但帝国是民族国家的伴随者。民族国家的秩序供给主要是在国内,其内政外交的规定性都具有防御性质;国际秩序仰赖的依然是旧帝国的强权秩序或新帝国的强权改良秩序。这正是帝国周期性重建的内在驱动力。当今世界,恰好进入民族国家衰颓阶段、帝国重建的活跃时期。旧帝国的复活与新帝国的建构,成为帝国重建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周期性转换之间,人类寻求进步,以期获得解决这一不良循环的出路。

宫笠俐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从意向层面落实到具体成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日本国内各界对第三方市场合作普遍抱有疑虑心态;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并会受到域外因素的干扰。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需要做到各方有效对接, 处理好经济理性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平衡, 对第三方进行充分的认知并做好风险管控预防, 建立起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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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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