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东北亚学院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作用需要坚持开放，不仅是经济开放，也要思想文化开放，不仅要自己走出去，也要让人家能进来，让思想、文化进行双向、多向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是两个大课题，需要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别于过去，开创新世纪。
王永利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近日，Facebook正式披露，其准备推出的稳定币Libra，将接受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元五种货币兑换产生，由此形成的储备资产货币篮子的结构是：美元50%，欧元18%，日元14%，英镑11%，新加坡元7%。Libra要与一篮子货币综合挂钩，听起来似乎更能增强其货币的创新性，摆脱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不可避免的“代币”阴影，但其管理规则的形成与落地运行将面临更加复杂而深刻的挑战。因此，尽管Facebook宣布了Libra的篮子货币结构，并不意味着Libra就能很快推出和落地运行，其能否成功推出依然充满悬念与挑战！
方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合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获得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
无论是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还是现实、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在前一阶段全球化大发展之后出现一定调整是正常的。如果用一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调整的话，那就是“替代型”全球化将回归“互补型”全球化。换句话说，全球化产生的替代效应会减弱，互补效应得以维持甚至增强。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调整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不再积极推动全球化，削弱了对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伙伴，其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高景柱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副院长
倘若全球治理能够真正奠基于平等、人权、民主和正义等现代价值的基石之上, 全球治理就是一种公平的全球治理。公平的全球治理将有利于全球正义的实现, 譬如, 公平的全球治理能够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 能够在全球层面上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所宣扬的各种人权, 能够消除目前国际层面上所存在的“民主赤字”, 能够使得某些国家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等等。依照公平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体制的公正性也将获得保障, 全球正义也能够逐步得以实现。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致力于美国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研究,主要是国会、总统、选举和民意,著有英文专著U.S.-China Relations: China Policy on Capitol Hill
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经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纽带，并且中国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暂时不会重蹈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全方位脱钩和对抗。然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单方面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地对抗中国，同时两国在经贸等领域将继续开展必要合作。中国不是对抗的发起者，但为了捍卫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中国或许不得不针锋相对。这种关系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大国的博弈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准备好没准备好，这个阶段已经到来了。中美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竞争时代，但是很多规则还没有或者讲这些规则是由美国来建立的。今后不一样，规则要双方一起商量，南海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网络安全问题是另外一个例子。中美之间竞争不可怕，关键是要有规则。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在境外房地产投资的重点区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核心城市。2018年中国内地居民境外房地产投资的前三大区域分别为中国香港、美国及澳大利亚，其中香港高达95.32亿美元。本文将主流的欧美发达市场和亚洲市场的13个国家及地区（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泰国、越南）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走势以及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夏立平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董珊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特朗普政府放弃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 “接触”政策，转向与中国进行 “战略竞争”，但并不排除有选择地与中国进行某些合作。“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有选择合作”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将使中美关系走向部分脱钩，主要在高科技、两军交流和学者学生交流等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包括：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化；中美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上升。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政治和战略、美国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等方面研究,著有《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等多部著作
全球化不会消退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国家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依赖也不会产生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甚至不会产生共同利益感，多边合作前景黯淡。因此，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冲突、国家间在军事安全领域之外的“位子竞争”仍然存在。全球政治文化正在向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发生急剧的变化。今天，美国已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动员起来。中国应在今后的五六年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尽最大努力减小甚至杜绝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以应对和化解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
金瑞庭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在当下WTO已无法全部满足美霸权利益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在今年“名义上架空”的基础上“实质性退出”WTO，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或将出现两种理念、两套规则、两个体系的直接竞争，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排他主义秩序和以我国为代表的包容主义秩序的正面较量。面对世界范围内可能出现的再一次重大变局，我国应认清严峻形势、坚持底线思维、做好精心部署，尽快抢占全球道义制高点、系牢系紧与别国利益关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预案，最大限度上将外部环境对我国的负面冲击降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