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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加强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上可以达成很多共识,共同提供能够符合共同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维护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国际金融体系负有特殊的责任。另一种选择是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即双方各自建立自己的体系并最终相互冲突。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对双方都不是现实的选择。

乔治•马格努斯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著有《Red Flags: why Xi

特朗普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在科技上的领导地位对国防、工业实力和商业有重大影响。他的目标是惩罚中国不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其行为。然而,关税并不是一件锋利的工具。它们存在争议,并在很多方面造成损害。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特朗普的不可测性让善于理性分析的经济学者们屡屡感到沮丧,让奉行多边主义的各国首脑、国际组织领袖倍感头疼,甚至连特朗普同僚也往往因其出其不意而经常深感不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搅乱了全球市场秩序,重塑了区域关系,如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声势浩大的贸易战,与传统盟友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又与朝鲜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重大变化在一年前是难以预料的。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

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国际权力变迁的这一视角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往往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及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崛起大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专长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

原本亚太要走向统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自由与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在实际发展中,却呈现“多轮驱动”与“多向驱动”。亚太地区正发生新的转变,构建一个紧密联系的亚太大市场看似变得不现实。与欧洲不同,亚太区域链接存在裂缝,区域整体机制化构建没有形成,区域认同性并不强。从政治安全领域来看,亚太地区的分割还会持续。关键的问题是,力量对比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加剧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中国对亚太地区有着复杂的认知,中国利益定位和责任是世界的,但有着特殊的区域认知,是把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置于世界新关系与新秩序的大视野下来定位的。

杨晓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解晓燕(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目前美欧之间的纷争既有历史分歧的延续,又有美国新政府政策的诱因。根本原因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竞争性力量,美国则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一种结构性冲突。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5月7日,普京再次踏着红地毯进入了克里姆林宫,开始了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普京提出了未来从2018到2024年这六年间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可以看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普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上。那么,普京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实现?未来俄罗斯的发展走向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俄关系应该秉持怎样的原则并走向何方呢?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成员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策略上讲,不宜高调宣传中国不惧“贸易战”,愿意“奉陪到底”。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我们是巨大顺差的保持者,是世界公认的受益者。“血战到底”、“同归于尽”,“贸易归零”的主张,并不符合我国利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最大利益和目标是要开发好外部市场,利用好外部资源,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不是与对手“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中断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鄂永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2017年在中国高达2.26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对美国出口总额近4300亿美元,占比近20%。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量产品因关税上调而需求下降,会造成国内相关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行。美国则正好相反,在2017年美国2.3万亿美元货物进口总额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占比高达21.6%。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大豆以及汽车、飞机等出口会因关税上调会导致这些的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价格下行,但相对于来自中国的庞大进口相比,进口商品因关税上调而带来的通胀效应要明显超过出口下降带来的通缩效应。因此,打贸易战显然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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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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