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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

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激发了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新生力量正沿着不同的轨道走上国际舞台,如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通过鼓励双边贸易中接受各自本币、货币互换、甚至易物交易来规避各自对美元主导的货币、支付、金融体系的依赖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遭遇美国的强力回击,美国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盟友撕破脸皮、剑拔弩张。随着美国的金融霸权出现衰退迹象,全球金融秩序的未来走向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恰是因为世界经济贸易站在了这样的十字路口,所以才使“中等国家联合起来”的提议再次出现,相关国家希望抱团取暖。当前的自由贸易体制确实存在制度缺陷,“中等国家”有志于修补并推动自贸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应对好超级大国的非理性挑衅和对抗,同时把自己的事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动态渐进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再进一步、再上一个台阶。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强与“中等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对话、沟通和交流,共同探索基于规则和发展的合作之路。

梁艳芬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贸易摩擦不仅对双方有影响,也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虽然加征关税本身的直接影响较容易量化,但贸易摩擦升级损害国际合作信心,对各国经济产生多重冲击,影响难以估量。

特德·盖伦·卡彭特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那些认为中国乐见新加坡峰会的成果,并将因为美朝关系缓和而受益的学者其实更为正确。长期以来,北京一直主张利用灵活的双边对话缓解令人担忧的紧张局势,而特金会似乎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这些年,中国领导人一直对半岛日益动荡的局势深表忧虑,北京对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反对不断升级,这说明中国非常担心美朝对抗有可能失控,并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国越来越愿意对这个徒有其表的盟友实施国际经济制裁,也同样说明问题。

Jeff Ng

Continuum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中国很难把出生率提高到人口替代率以上(即每个母亲生育2.1个孩子)。但中国要想避免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拖累,就必须进行尝试。政府的措施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既具有创新性,同时又不失有效性。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我们这个世界总是周期性发展的。如果结合历史实践来看,现在形势的发展符合周期性的特征,已经从一个周期,正在过度到另外一个新的周期。所以,根本不能用过去的一套来衡量现在的一切,否则就会感觉这个世界很奇怪。

津上俊哉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当前中国的“新经济”和80年代的日本经济很相似,尤其是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开始使美国陷入不安,“苏联发射的‘伴侣号冲击(Sputnik shock)’的重演”说法也随之而来。外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警惕性也大大提升。发达国家为了保卫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会采取应对行动,继而可能带来的是世界的变化,即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告终。

苏珊·伦德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主任

劳拉·泰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

编译:刘丽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衰退的论调甚嚣尘上。尽管全球化的反对者设置了新障碍,但实际上全球化并未让位于去全球化,只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前的全球化以贸易为基础,且由西方主导,今天,全球化正转由数字技术驱动,并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所引领。虽然,以全球供应链为基础的贸易正在放缓,但新的数字技术意味着更多行为体可以参与从小企业到跨国公司的跨境交易。随着美国重心转向国内以及英国脱欧进程推进,经济领导权正在向东方和南方转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直接冲击中国,由于这一问题已涉及到中国在贸易、外交、国内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底线,中国政府毫无疑问要进行坚决反击。那应该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除了直接的贸易回击,中国是否还能从反击中赢得更多东西?这是过去不擅长应对国际争端的中国政府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我的建议是,中国需要优雅地反击美国的贸易战,最大程度地把这场危机转化为为中国赢得大国尊严和利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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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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