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肖唐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技术型治理在我国的形成，除受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之外，还受精英传统与权力本性的驱动，过于弹性的治理概念的影响，并与传统中国“重术而轻制”的惯习以及误读境外经验教训等因素有关。但技术型治理在给现代人带来便捷、效能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技术操控、治理绩效内卷化与高成本的困境，更可能带来民众政治钝化与极化的风险，形成治理的技术替代之思维习惯并重回“新计划经济与社会”的诉求。无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借助强有力的科学和技术之支撑与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走向“技术型治理”，而应当走向现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俱强的民主参与式治理
房绍坤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袁晓燕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进城落户农民的出现具有时代必然性，其合法土地权益保障事关我国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与共同富裕的实际达成。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把握进城落户农民所处的繁复利益关系，在弱势群体保护与意思自治的原则指引下制定利益分配方案。同时，涉农改革应协同作战，解决农民身份保有与财产价值评估的前提性问题，对接有偿退出、有偿转让的核心机制与行动指南，最终建成协调各方、刚柔并济的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保障体系。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明确新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位和历史地位，对于踏上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从马恩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及其划分依据，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论述了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明确了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阶段性目标与实现路径，讨论了新发展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俄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中，由于粮食具有安全属性，各国对粮食市场的变化高度敏感。因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市场关键点”粮食出口收缩后，全球粮食市场中的供给不足被催化并加剧了国际粮价的异动，这一“连锁反应”诱发了全球性的粮食安全风险。对中国而言，此次“蝴蝶效应”波及了粮食进口的稳定、提升了美国在中国粮食进口中的优势地位、冲击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渠道、加剧了粮食进口被“安全化”的趋势。对此，中国亟需提高粮食安全的韧性，丰富粮食进口来源并利用金融手段缓解粮价波动。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孙靓莹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研究员
熊婉婷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借助这一划分方式可以发现，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要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制度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国际协调建章立制，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改善，从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苏丹冲突实质就是军方集团内部冲突，而最尖锐的矛盾在于布尔汉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正规军统一权威，收编快速支援部队；但达加洛却想保持其武装组织的独立性，确保兵权在握。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以及均有外部支持者，苏丹动乱可能走向长期化。由于苏丹局势可能走向长期化，将会对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产生一系列中长期影响，包括能源投资企业遭遇潜在风险、与俄国存在地缘政治冲突迹象以及红海的战略布局面临调整等。因此，全面评估苏丹局势，及时调整相关战略布局，防范中长期风险迫在眉睫。
受访者：姚洋
北大国发院教授
采访者： 鲍勃·戴维斯
中国尊重美国的制度——甚至许多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受到美国制度的吸引。但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制度，美国应该给中国时间，中国人民能够找到一套可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有效政治体系，这套体系可能会以不同于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运作，但它一定会奏效。美国和全世界都应该设计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以适应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必须容忍差异的存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与美国谈判制定新规则，我坚信基于规则的竞争是两国最好的解决方案。
苏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的影响，其地缘政治呈现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特点，在某一时期某一种特点更为突出。研究发现，地缘政治作为外部因素，与政权交接、社会矛盾和安全威胁等中亚的内部问题，都对中亚国家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内外因素相互牵连；当中亚地区处于“边缘地带”时相对稳定，处于“中间地带”时挑战增多，成为“枢纽地带”有难度、有风险，对中亚稳定有利亦有弊。
李奇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美、英、法、德和欧盟纷纷出台关涉印太的战略文件，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由此，美欧的“印太战略”有何不同、为何不同以及是否在印太地区存在对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得到解答。研究发现，美、英、法、德、和欧盟的战略内涵分别是战略竞争、塑造全球影响力、包容与有限主导、多边合作和自主务实。从动力来看，战略差异受到安全结构、经贸结构和知识结构中权力变迁的影响。上述结构也为各方进行战略对接提供了路径选择，但存在一定的障碍与局限。对此，中国亦可从安全、经贸和知识结构出发，应对各方“印太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章婕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岸外包”是拜登政府打造“去中国化”供应链同盟的重点。拉美位置对于美国来说得天独厚，从长期来看，发展潜力极大。通过美国和墨西哥“近岸外包”的示范效应和美国大力宣传“美洲制造”，传统在政治上警惕美国干预的拉美地区国家，开始主动向美示好，争取合作机会。其中，以服装纺织为代表的美国低端制造企业已经率先开始对拉美进行布局，而不可忽视的是，美拉供应链合作也有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趋势，其四个关键领域在：半导体行业、大容量电池制造行业、金融科技行业和软件开发和呼叫行业。
受访者：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采访者：赵忆宁
对于像飞机（特别是大型客机）这样高度复杂的产品，其产品开发的关键不是对某种单项技术的掌握，而是综合各种技术的能力。这种“综合”集中体现在飞机设计的总体方案上。供应商没有让一架飞机飞到天上去的本事，它们只能做航电、发动机等，让一架飞机飞起来是主制造商的本事所在。即便波音所有的配件全是来自供应商，那也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波音做飞机做了快100年了，它知道让飞机怎么飞，所以供应商肯定老老实实听波音的。而中国商飞这个“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缺少的是经验基础和能力基础。技术领先不是有决心、有钱就能做到的，技术领先靠的是长期的技术积累。
李秋祺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随着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处于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快车道上，因为数字技术正在扫清通向世界主义的诸多障碍。2021年甚至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基于万物互联技术，全世界的普遍交往似乎再是空想中的政治乌托邦。它向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邻人，创造了跨文化的共同体形式并冲击着传统的政治认同。然而，数字技术天然就是世界主义的助推器吗？本文首先讨论在哪些层面上数字技术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反面，接着分析两种应对路径的利弊，最后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基点，引申出世界主义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几点启示。
马克·安托万·艾尔·马泽加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能源与气候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全球有18000个海水淡化工厂，日产能约为9700万立方米水；到2022年，工厂数量已迅速增长到21000多个，产能近1.1亿立方米，年增长率为6-12%。自2000年以来，全球产能已增加五倍；尤其在2019年和2020年之间，全球海水淡化产能增加了约470万立方米/天。如今，全球每天有3亿多人使用着8700立方米的淡化水。面对逐步扩大的水资源供需差距，以及全球范围的气候与环境变化，未来十年的海水淡化行业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对于各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而言，又将对这个新型行业施加何种影响？
秦渝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技术地缘政治视域中，科技成为地缘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而地理条件能够促进部分科技的产生与发展，大国间科技关系充满竞争。在这一逻辑的影响下，拜登政府强调国内、双边、区域、国际多层次协调并举，通过资源倾斜重塑美国产业基础、升级单边措施强化对华科技竞争、深化“印太”介入削弱中国产业链地位、拉拢盟友建构技术遏制联盟等方式开展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试图以高端封锁、低端替代瓦解中国崛起动能。在中国周边国家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对华科技联盟缺乏现实基础、中国积极作为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受到诸多制约。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援助不断升级，从单兵和小分队使用的反坦克导弹等装备，升级到重型火炮、步兵战车、主战坦克等地面主战装备和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在军事援助中发挥了政治、地理、同盟、技术、后勤保障以及乌克兰战备方面等优势，但也受到战略目标、美军自身战备需求和国防工业产能以及乌克兰消化和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军事援助虽然对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产生了战略影响，也塑造了不同阶段的战场态势，但难以使乌克兰实现“北约化”，也难以使其形成军事优势和掌握战略主动权。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