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发展而非通货膨胀。毕竟，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必须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在这个背景下，只有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才能解决多数社会和政治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属于金融领域，应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事实上，当前的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并演化成欧洲债务和银行业危机，危机发展的结果，就是不论金融部门还是实体部门都深陷困境之中。

应该将“家庭可支配收入”，而非GDP，作为主要衡量标准，以此扭转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促进经济价值从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重新回归到私人个体。

建立欧元区一级的银行业政策框架，是货币联盟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坚持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不会出现松动，显示决策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希望中国经济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促使制造业技术升级，让制造业真正成为强国之本。此方向十分正确，但挑战巨大，产能过剩就是一个考验。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愈加鲜明。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理念；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金融危机开始向政治和社会危机转移；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新变化，形势日益严峻。

2012年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尤其2012年12月21号可能全世界要出点大事，就是这件事大家都有完全不同看法，有些人说这件事其实挺确定，多少年前亚玛人他立法算不到2012年12月以后的事，他方法上也也很多不确定因素，也有人最新发现那天真的有事。我们今天讨论，全世界只要运行着就要有生活，有经济。在今天这个点来看待2012年经济的时候，的确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具有全球方位也有中国方位，如果站在一个企业微观角度来看，具有针对政策层面不确定感受，也有针对自己企业技术发展，包括资源整合这些方面不确定感受。所以，我们下面各位嘉宾每位用3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2012年总的经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各位基本判断和基本依据，尤其在我们表象上看到不确定性之间，是不是也有不确定规格，基本描述让我们能够窥见一下，在我们即将迈入2012年门槛的时候，到底如何把握2012年的经济时局，我们有请魏秘书长第一个概括？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可能要发生一些事。一个可能要发生的事，十二五期间可能要发生一场经济危机。有人奇怪了，不是刚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吗？刚爆发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我们的出口下降，经济增长下降。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爆发，我们的银行还没有破产，我们中国人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那什么时候爆发呢？我认为是2013年。

虽然市场因素可能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甚至走低，但如果中国偏离了它宣称的让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打算，它在外交方面可能会遭遇麻烦。这一次，中国政府可能被迫要依靠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尽管在预算上做文章要麻烦得多。

新颁布的“十二五”规划勾画了这种转变的大框架，它围绕几项强有力的举措，如果它们得以顺利实施，将使中国断绝对出口和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而更多地依靠国内13亿消费者的内部需求。

往昔欠下的巨额债务并不能通过减少当下公共部门的预算来减少。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使经济更为衰退。欧洲的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欧洲需要经济增长。但是与其去解决问题，寻求经济增长的方式，还不如喋喋不休地去指责前几任政府的失职。对于说教者而言这是个让人满意的行为，但是这并不会解决欧洲的问题，当然也拯救不了欧元。

我觉得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好处在于，只要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做了坚实的研发基础工作，依法办事，保护个人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的利益．相关的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比如，绿色能源、环保科技等行业。

欧元体制特有扩张模式虽皆大欢喜，深层隐忧是财政独立基础上的货币联盟成员国具有吃大锅饭和搭便车冲动，可能造成赤字和债务过高的“堰塞湖”效应和危机风险。欧元战略家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采用事先和事后规制方法应对。然而事实表明这些规则难以达到设计效果。

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政府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远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