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易宪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9%左右的水平，而一改前30年所追求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也应该看到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太多问题。因此，如果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9%左右的水平(我的预测比较乐观，2012年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有多少问题)，市场看到的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而是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由以往粗放型强调数量增加转向强调质量增长，这有很大差别，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黃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总体而言，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并鼓励企业增加派息，可能推动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约5个百分点。这可能将中国当前的贸易顺差转变为逆差。这些值得注意、且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改革，还将缩小中国高得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战略对所有人都有利，与逼迫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政府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令美国受益。
谭亚玲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2012年的金融市场将面临更为艰难和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2011年错乱形势和心理将继续干扰2012年的运行，另一方面是2012年将会面临新因素、新结构和新组合的变量。综合目前和未来的可能问题，预计2012年国际金融风险将会进一步上升，金融风险的存量将会演变成质的激化和爆发风险，新型金融危机将会转嫁和续演新危机。
记者冯武勇
民主国家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也就是“微笑法西斯主义” 的诞生可能。“微笑法西斯主义”对民众有一定吸引力。社会混乱和动荡中，如果某个领导者拥有非常坚定的立场，民众就会产生过度期待，觉得对方有理想、有哲学、有方向感，有望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因此会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托付给那种人。如何防止“微笑法西斯主义”的登场，关键是民众要有自己的觉悟，要学习、思考，要有自己的方向感。可以说，一国政治的水平取决于一国民众的水平。
Robert Skidelsk
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
“就欧洲的所有势力已经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驱逐国民债务的幽灵”。但意在清除债务的政客们应该记住另一个著名的幽灵——革命的幽灵。
Martin Feldstein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希腊在2010的坦白，希腊大大低估本国的财政赤字，对金融市场敲响了警钟，这导致国债收益率在一些欧元区国家大幅上升。在过去十年间，欧元区利率对不同国家的财政政策和债务水平极度缺乏反应，这为结构性预算赤字提供了成长空间。由于金融市场未能区分不同欧元区国家之间的风险，国债利息率不能反映过度借贷。单一货币也意味着汇率不能显示无纪律的财政政策。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每一个称职的政策专家都在忙着为刺激中国的消费提供解决方案。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现象，但原因却并非大部分人所想的那样。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没有被刻意压低。相反，它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克鲁格曼看来，“英明领导”也无法庇佑中国经济免遭崩盘前景；笔者认为，中国只要不是做得太糟就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并对全球增长有更大贡献。中国经济最大问题，不是增速减缓导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预言的崩盘前景。真正挑战来自体制转型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中国需要加快改革，为经济追赶注入持久动力，为社会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
黄朝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从总体上看，2012年的中国经济的挑战和风险虽然很多，但“软着陆”还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无论是通胀、房地产、地方负债还是人民币汇率，其实都源于长期、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它们即不会在突然间上升成危机，也不会朝夕间得到解决。它们的最终解决，都需要中国政府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渐进改革之路。
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在欧美地区，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时期里隐藏着的最脆弱的部分现在也已经暴露了出来，那些认为自己只是短暂失业几个月的中年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与此同时，一些长期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些，以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一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进一步推动银行股权多元化，应是中国银行业未来改革的任务之一。基本的方向是鼓励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各类民营资本以及部分外资积极参股到各类商业银行中。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中，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给，是不可逆转的战略方向。
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学
在实行资本主义的领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成功会越来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日渐成为人们受挫的根源，因为在这些艰难时期，在市场的天然领域以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的成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成功相提并论。当代经济中最需要改革的，并非资本主义色彩最浓的部分，而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领域。
凯闻
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新兴市场顾问委员
2011年，西方对中国做出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等形形色色的预测。看空中国的意见几乎成了主流。这些预测忽视了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第二，中国治理模式的系统性优势；第三，几个减震器给中国模式带来的韧性。
李稻葵
清华大学教授
欧债危机相对而言会早于美国的经济调整而结束。由于欧洲调整得比较快，相对而言三五年之内问题就能比较快解决。但是美国的问题却是三五年之内很难解决，因此会出现世界的调整、再平衡，出现欧美之间的落差。
陈建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成为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和基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分化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高增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整，中国经济总量逆市上升，GDP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国亟待推进的汇率、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仅没有明显进展，而且呈现趋缓的现象，僵化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大国地位不匹配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理解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更是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多项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Kenneth Rogoff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各国正确地将长期增长视为其国家安全和全球地位的决定因素之一。重债国（如今包括许多发达经济体）需要增长来助自己走出逆境。但是，作为长期战略，专注于趋势增长并不像众多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家那样无比重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