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牵头制定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有望出台，要求P2P网络借贷平台不得设立资金池，不得发放贷款；股权众筹平台不得发布虚假标的，不得自筹，不得“明股实债”或变相乱集资。整治活动也首次将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首付贷、互联网广告等多个领域纳入。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建立农户、集体、政府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额度远低于征地所得，未来如果集体土地入市在更大范围内推开，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一个挑战。发达国家大多通过征收财产税、不动产税对收益进行二次分配，以解决土地交易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收益问题。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关于近期的汇率波动日美两国分歧明显。日本强调了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认为汇率过度和无序波动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但美国则认为目前汇率波动是有序的，反对日本干预汇市。在关键性的扩大财政支出问题上，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也未能协商一致。
民营企业在海外几乎得不到国内银行的任何融资服务，它们不仅在国外受到歧视，在国内也受到融资歧视，这就造成了一种世界上都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国的银行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存在全球性的普遍歧视！如果供给侧改革延伸到金融服务业，在我们看来，打破这种融资歧视，就是最紧迫的供给侧改革。
老龄化虽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可能为传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巨大市场。通过智能穿戴式传感装置，身体的实时数据将被记录下来，并通过网络传输给医生；这不仅将极大降低医疗检测的成本，也将使医生得以对患者的身体各项指标进行更全面和清晰的监控。这方面的国内市场规模也将十分可观。
外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顾虑，阿联酋经济部长直言“一将资金投到海外，就是麻烦的起点”，原因是各国法律制度不同会成为障碍；印尼工商学会名誉理事会主席担忧沿线国家会过度依赖中国；还有外国企业家称基建投资金额大且时间跨度长，沿线国家及地区必须拥有透明、连贯的监管框架，政府做事也必须讲求信用。
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3月长期资本净流入781亿美元，2月净流入726亿美元。其中2月份，中国增持美国国债144亿美元，日本增持了9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虽然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仍有不确定性，但国际长期资本流入还是很好的证据，显示了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和避险功能。
在经历近一年的持续下跌之后，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仍在下滑，4月为3.96%，较上月下降0.08个百分点。市场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标志着银行理财收益正式进入“3时代”，另一方面高收益理财产品将逐渐淡出银行理财市场，投资者寻求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变少。
进出口银行和国开银分别启用了日本的三菱东京UFJ银行以及MIZUHO银行作为公司债券的交易金融机构，这是国内政策银行首次采用日本的金融机关交易公司债券，此前工商银行也首次实现在东京政权交易所的债券市场中上市。日本的负利率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促使中国金融机构投身日本市场。
针对央企主业不强、冗员多、效率低、子企业数量庞大等突出问题，国务院提出要开展困难和亏损企业专项治理，今明两年压减央企10%左右钢铁和煤炭现有产能，并严格定岗定编定员、精简管理部门和人员，力争在3年内使多数央企管理层级由目前的5—9层减至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左右。
商务部表示希望东部的加工贸易能够更多转移到中西部去，向境外的转移少一点慢一点，尽可能把加工贸易多留在国内。安邦认为这需要强有力的配套措施和政策支撑，而且就算是有政策和配套，产能转移到中西部带来的经济效应如果比政策本身的支出还多，就不免得不偿失。
对于钢铁行业存在的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有人给出的药方是行业兼并重组。但历史数据和现实情况表明，兼并没有办法限制产能扩张，各家钢铁都想做大。国家强行“拉郎配”也不会起到理想效果，因为合并双方的企业文化、产品结构往往差异极大，很难整合到一起。钢铁业重组，要行政与市场手段兼顾。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国企改革，重要内容就是重组一批、清理一批、创新一批。这方面资产证券化被认为是一种重要方式，但能否变成现实的投资机会，要看有无企业或机构愿意接盘。影响接盘的主要因素是价格和政策环境，在定价合适、投资者利益有保障的情况下，应该也能吸引一部分资本进入这个领域。
财政部明确中央财政将设立1000亿元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以此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实现市场出清。其中，基础奖补资金占比80%，结合退出产能任务量、需安置职工人数、困难程度等按因素法分配；梯级奖补资金占比20%，和任务完成情况挂钩。
4月份注册公司数量井喷，新登记企业超50万户，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增值税的税率比制造业低。5月1日全面推行营改增后，更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愿意将服务环节独立出来单独成立公司。这也说明，营业税的征收模式是不利于企业分离的，增值税的征收方式使得企业更加愿意进行专业化分工。
要解决当前煤企的问题不妨大胆突破，搞一轮煤炭国企的私有化，引入社会资本来参与国企解困。要想社会资本愿意进来，一要出台政策，允许民营资本重组煤炭国企；二要界定产权，对进入的社会资本的产权和利益提供法律保障；三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国有资产流失的思维影响，给资产重组制造人为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