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不在本次磋商名单中，此次谈判由财长姆努钦带队。不过，白宫很快出面澄清，称纳瓦罗将参与本次谈判。此前有消息称，白宫内部的贸易团队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姆努钦和库德洛为首，另一派则以纳瓦罗和莱特希泽为主。目前来看，两派的分裂进一步明晰化。

有研究分析了中国去杠杆的进展和工作重点。NIFD金融指数显示，2017年4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由3季度末的239.0%下降到236.7%。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是季度杠杆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就金融部门而言，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分别统计的金融部门的杠杆率皆有所下降，资产方衡量的金融部门杠杆率由3季度末的71.1%下降为69.7%，负债方则由63.4%下降为62.9%。

有报告称，2017年英国数字技术部门经济价值达1840亿英镑，数字技术部门已成为英国经济中表现最好的产业之一。据悉，1/3的伦敦数字技术公司拥有海外客户，已经超过了硅谷公司的30%水平。安邦认为，北京提出建设“四个中心”，其中一个就是科技中心。但怎么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北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伦敦的经验值得借鉴。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未来世界可能出现一种新格局——“1+3”的世界。所谓“1+3”，是指美、中、日、德这四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它们因为对全球化的态度不同，而分为两个阵营。其中，“1”是指美国，代表了正在兴起的保守主义浪潮；“3”是指中日德三个国家，它们在经济主张上继续坚持全球化，坚持自由贸易。中国应该与日本、德国主动靠拢，交换利益，更多合作。

进入2018年，部分地方债及企业债都将集中到期，而此前多家企业已陆续出现债务违约（如川煤、丹东港等），这与地方隐性债务有着无法割离的内在关系。而在当下市场资金面中性偏紧、金融去杠杆持续推进的大环境下，系统性防范及化解地方隐性债务的措施才是当务之急，而过激过重的清理工作容易诱发局部性金融风险，须谨慎对待。

在通用电气(GE)和IBM游说数月后，美国一些资深参议员放弃了一项受到争议性的计划。目前，美国两党都呼吁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美国财政部正准备提出建立归该部所管的投资限制机制的建议，目的是保护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美国战略性行业不落入中国人之手。但通用电气和IBM等反对者主张，此举甚至会对最平常的对外投资都构成威胁，因此建议国会放弃。

据中债登5月发布的数据，外资在今年头四个月买入了174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主权债券，而相比之下，中国本地商业银行只购买了478亿元人民币的债券，不及外资买入的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外资对中国债市兴趣如此浓厚的原因有多个，主要包括相对处于高位的收益率、快速上涨的债券价格、日益走强的人民币汇率、以及日益开放的市场前景。

北京新机场正在奋力建设中。北京市住建委披露，新机场各项工程将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明年7、8、9月进行相关设备调试，“十一”通航。目前，工程建设总体进度在计划范围之内，航站楼工程已完成封顶封围，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北京新机场建成后，北京地区将新增航站楼面积70万平方米、跑道4条、停机位268个，可以释放大量国际航班时刻，提升北京机场的国际竞争力。

据美银美林调查，全球投资者5月继续偏爱科技股，所谓的FAANG（FACEBOOK、苹果、亚马逊、奈飞、谷歌）和BAT股票连续第四个月成为最拥挤的交易。调查称，投资者仍担心全球经济形势，因不断有迹象显示经济增长在减速。美银美林表示，只有净1%的投资者认为全球经济在未来12个月会增强。投资组合中现金占比相对较高，反映了悲观情绪上升。

在“高铁+城市”模式下，国内高铁站的基本功能被严重“异化”，很多城市的高铁站离主城区远达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高铁新城的建设被严重“房地产化”。当宏观经济的发展周期放缓，城市化进程放慢，地方债务扩张开始受到约束，企业投资城市建设开始减少时，这种“高铁+城市”的模式很容易陷入困顿，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政府债务可“借新还旧”，但企业不行！今年是债券市场到期偿债高峰期，公司信用类债券到期规模高达5万亿元。在市场资金面中性偏紧、金融去杠杆，个别行业调控力度较大的形势下，企业资金链仍会紧张，用短期债券“借新还旧”的方法也行不通。如果各个方面协调不好，风险可能由个别企业的债务违约演变为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今年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1%；1至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2.9%。全国财政收入增幅要显著高于一季度经济增速6.7%，也高于各产业的投资增速。这种差别的一个原因是，国内征税力度大大加强。过去可收可不收的，现在全都得收上来。经济环境不好，但税收环境持续收紧，企业的压力会更大了。  

外界对马来西亚政局变化感到担忧，不少中资企业担心会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对待。不过，安邦咨询认为，马来西亚的未来政策还需观察，不能主观臆测政策会做大幅调整。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要以正常的国家利益逻辑出发来看待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局。不论谁执政，合法的外来投资总会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该国不太可能突然变成“咄咄逼人的对抗者”。

从负债率（债务余额/GDP）来衡量国内城市的债务风险，安邦咨询的数据分析发现，贵州省多个城市的负债率十分惊人。以60%为警戒线，国内负债率排名前20的城市中，贵州有9个城市上榜（其中铜仁最高为78.2%），在7个负债率超过警戒线的城市中，贵州就占了5个。作为近年国内经济发展的明星省份，贵州GDP增速连续7年居全国前三，而且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但从各个城市的负债率来看，贵州高增长的背后是高负债支撑，其中的风险不能不防。

截至今年3月末，中资全国性银行的结构性存款达近8.8万亿元人民币，首季新增约1.84万亿元，而2017年全年新增规模也不到1.8万亿元。结构性存款严格来说并非存款，而是一类投资产品，由于部分银行将结构性存款通过设置“假结构”变相“高息揽储”，市场普遍预期，央行可能会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对结构性存款进行规管。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日前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国将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六大体系。要指出的是，六大体系的调整，实际是政绩考评的调整，指挥棒的变化将影响众多官员的发展观和施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