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三星电子通信公司将被撤销，除6位韩籍高层外，所有员工将于4月底全部遣散，遣散人数约320人左右。这意味着，三星“抛弃了”在中国唯一一家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裁撤深圳工厂，预示着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转移。看似“逃离”，实则是三星在中国的整体布局“有心乏力”。本次遣散主要源于生产基地已经转移至越南，业务生产随之也转移到越南。
美国将派遣由最高经济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赴华讨论美中贸易关系。此次访问将由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政策制定者领队。姆努钦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内较为温和的声音，而莱特希泽是个强硬派。据称还要增加一位纳瓦罗，可以说美国对华贸易强硬派倾巢出动，但真正说了算的关键人物并没有来，故这次谈判估计成效不会很大。
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诺，今年中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据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在考虑降低乘用车进口关税，方案拟将进口汽车关税降至10%或15%。相关决定最快可能在下个月宣布。自1986年起，我国进口车关税从原来的220%经过9次调整，至2006年汽车进口关税下调至25%，并延续至今。
4月26日，中国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公开批评支付清算市场乱象。他表示，有个别支付机构在支付业务规范上执行不到位，在故意逃避，基本上还是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套。他警告，个别机构不要把精力花在想方设法逃避规则上，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机构，不能以为自己是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就以为自己大而不能管。
北京市一季度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86.2亿元，同比下降9.7%。其中，基础设施投资397亿元，增长2.2%；房地产开发投资531.4亿元，下降14.3%。第二产业投资74亿元，下降49.4%；第三产业投资1091.8亿元，下降5%。季度性工业投资同比“腰斩”的情况极为罕见。这意味着，在疏解的大环境下，实业正在大规模撤出北京，其对北京经济的冲击值得高度关注。
赖小民主导下的华融，涉及较多的金融利益输送案。这些违规为什么在十八大后不断发生？原因在于：（1）作为中央级的非银金融机构，华融的风险控制形同虚设。（2）作为上市国企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赖小民在华融的权力几乎不受控制。（3）上市国企的公司治理，被国企体制所覆盖。（4）金融腐败不分“国”“民”，无问西东。
4月24日，上海警方官微发布公告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善林金融”法定代表人周伯云等8人被批捕，涉案金额逾600亿元。善林金融通过推出各种不同理财产品，吸收社会大众资金形成资金池。值得注意的是，善林金融于2013年注册于上海自贸区，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如何防范企业利用自贸区来逃避监管，是个重要问题。
据联合国估计，2017年非洲人口中60%是24岁或以下的青年人。在全球人口老化情况下，未来50年非洲是五大洲中唯一一个青年人口净增长的地区。2040年左右，非洲15至24岁的年轻人会从目前的2亿倍增至超过4亿。2017年，非洲各国平均青年失业率达10.8%。如能打通就业渠道，在老龄化世界里，年轻的非洲充满希望。
针对国内有关美国禁止对中兴出售芯片是“重大利好”，“自主研发的春天来了”的说法，《人民日报》评论，“不能因制裁而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把封锁当作“重大利好”。该报还称，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不利于高科技的技术攻关。《人民日报》的强调，实际是在重申中央的态度，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
《华尔街日报》4月25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有关制裁，但目前的调查进展及具体指控尚未可知。据报道，华为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近年来，华为一直在争取进入美国市场，但无论在产品进入美国还是对美企业收购方面，都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关照”受阻而不能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市场上的资本喜欢追逐共享经济、外卖经济等领域，一是与近几年国内强调“双创”、互联网“新经济”的风潮有关。二是与当前资本过剩的大环境有关。过剩资本涌动，带动各类社会资本追逐风口。少数互联网巨头借着各种光环，借助IP来大玩资本游戏。但中国靠“送外卖”无法赢得未来竞争，不能带来中国产业的系统提升。
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ASIFMA)日前称，中国在放开资本市场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高盛、花旗集团、瑞银、瑞信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国际投行，在中国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障碍，3月发布的拟议中规则的条款意味着，外资实体几乎不可能获得51%的控股权。
虽然中国监管层正在加大力度防控金融风险，但仍有部分消费信贷仍被用于投机炒房，导致家庭杠杆率迅速上升、房地产泡沫以及居民储蓄率下降。路透4月25日援引知情人士称，下一步，银监会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打击挪用消费贷款、违规透支信用卡等行为，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
日前获批的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两个问题较明显：一是环境承载力的代价付出很大。在缺水的华北腹地，仅靠引黄和水库调水，恐怕难以支撑一个新的大城市。如果付出很大的环境成本，可能要从北京转移300-500万人，才算疏解成功。二是雄安同时发展“高精尖”产业不现实，如果人为集聚一个“贵族产业营”，将不是一座适合人生活的城市。
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事件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是否还要继续、国内改革如何更深入的重大制度问题。但网络舆论似乎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产业发展，比如有一种口号称“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芯片问题其实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但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而在于有许多深层问题待解决。
近日，据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杨玉柱透露，2017年全国新发涉嫌非法集资案件5052起，涉案金额1795.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8%、28.5%，继续保持“双降”态势。不过，杨玉柱也称，案件总量仍在高位运行，参与集资人数持续上升，跨省案件持续多发，涉及多个省份乃至全国的重特大案件仍时有发生，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