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7%，第三季度经济增速6.5%，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国固定资产投同比增速分别比上半年回落0.1和0.6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1个百分点，不过，贸易摩擦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可能在四季度会表现得更明显。
在中美博弈下，争取欧盟支持对中国至关重要。中国欧盟商会不久前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8-2019)》，反映欧盟对中国的改革期待。《建议书》称，欧盟商会并不怀疑中国最高领导层继续改革开放的意愿，但只有最高领导层的承诺是不够的，需要采用全新的方法来落实改革政策。虽然对这些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欧洲企业不能无限期地等待改革措施，中国需要正视“改革赤字”。
不论是宏观数据还是金融数据都表明，目前宏观经济处于系统收缩之中。要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需加大货币政策放松的力度。目前，宏观政策在执行时有所放松，但货币传导机制不畅导致金融资源配滞受阻，迟滞了货币政策的效果。要解决货币传导机制的“中梗阻”，必须进行改革，即通过“放松+改革”的方式推动货币政策达到活跃市场的效果。
海南自贸区再度燃起国内对搞特区的热情。特区的本质是希望用特殊政策，在特殊空间里，以特殊手段，办特殊的事。其依靠的还是政策差异。不过，利用政策特殊性搞“特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到了利用地缘优势来谋求发展的新时代。特区优势是封闭的，而地缘优势则天生具有开放性，它依靠地缘便利和互补，分享要素，形成协作，共同创造和分享市场，实现共同发展。
根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22.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11.86万亿元，增长6.5%；进口10.42万亿元，增长14.1%；顺差1.44万亿元，收窄28.3%。数据显示，进口增长对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64.2%，成为今年拉动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显示出，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对中国的出口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财政部在最新半年度汇率报告中决定，中国不符合美国国会制定的汇率操纵国标准。这一结论虽然不出意料，但仍然让国内市场松了一口气。可以相信的是，这次汇率报告的结果避免了全球贸易战的升级，也为今后的中美贸易谈判留出了空间。要提出的是，美国财政部的这一结论并非完全独立的的决策，很可能仍然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某种形式的认同。
特朗普欲正式启动与欧英日贸易谈判之际，日本贸易失去了强劲的势头，9月出口出现了22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日本9月出口同比下滑1.2%，大幅逊于前值6.6%；日本9月进口同比增长7%，远不及前值15.4%。要指出的是，日本外贸的数据开始反映出全球贸易战对日本出口的影响。毫无疑问，出口下滑将进一步为日本政府带来压力。
面对A股大跌，越来越多的“地方队”开始出手救市。地方国资目前看救助的企业，大部分是在当地注册且有大比例股权质押融资的企业，地方出手意在帮助企业化解流动性风险。要指出的是，目前市场低迷，更多是整个经济低迷的反映，更需要的是从经济基本面入手，发挥政策调节来改善实体经济和市场环境，通过促使公司基本面的改善，实现股市的“自我救赎”。
10月18日，财政部发布2018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9月份单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963亿元，同比增长2%，与1-9月累计同比增长8.7%有很大下滑。前三个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幅分别为13.6%、8%、4.2%。财政收入增速逐季下行，技术上看是因为减税政策开始出现一定成效，在宏观上则与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是一致的。
中国外管局网站10月16日刊登新闻稿指出，将取消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前期费用额度及前期费用账户有效期的要求，推进直接投资领域外汇管理改革，提升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便利化程度。本次宣布废止和失效的17件规范性文件涉及进口付汇、服务贸易、外债、国际收支申报、结售汇周转头寸、结汇统计等多项业务以及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多类主体的外汇管理。
美国掀起对中国贸易施压时，中国努力在欧洲拓展空间。李克强总理访问荷兰期间，推动荷兰电池制造企业沃克斯公司向中国投资18.5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与中海油集团还签署协议，决定在中国建设三期项目，总投资数十亿美元。此次李总理在荷兰见证的能源、金融、航空、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对华投资总金额约100亿美元。李总理称，两国政府将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希望这个近百亿美元的协议最终成为现实。
在重新签订北美贸易协定数周后，美国政府表示打算与欧盟，英国和日本开展贸易谈判。如果这三家谈定了，再加上北美贸易区，将会占了全球贸易50%以上的比重，很有可能形成了一个“排除中国”的以双边贸易协议为主的贸易圈。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大战只是一场序曲。更大的影响在于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即多边协义为主的格局开始破裂，双边协议时代开启。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表明，由于美联储及欧央行都在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美债收益率飙升，也使得流动性进一步紧缩，最终造就估值的改变。这表明在流动性逐步收紧的情况下将带来预期、估值和风险偏好的变化，将重塑资本市场生态。全球进入紧缩货币周期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东西：对全球资本环境的看法要变，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要变，对资本市场的预期要变，相应的投资策略要变。
9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8.3%，9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1万亿元，比上月多2768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统计将政府专项债纳入社会融资的口径，如果剔除本月计入社融口径的7389亿元专项债，2.21万亿的新增社融实际只剩1.47万亿，低于市场预期值。有市场分析机构称，社融统计口径调整难掩实体经济融资疲弱的现实，即虚胖的融资数据，疲软的实体经济。
安邦咨询的调研显示，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一级，不少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土地经济，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债务问题，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融资问题。部分地方官员极度关注从哪里才能融到资？如何才能搞到钱？几乎陷入了一种“融资恐慌”。这些地区此前铺的摊子太大，需要钱来还债，也需要钱来维持投资建设和项目运转。如果弄不到融资，一切都会卡在那里，甚至会面临经济与社会的系统性问题。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使得中国宏观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国内宏观政策可能经历几个阶段：一是过去的正常调控转型阶段，宏观政策偏紧；二是国内外政经环境变化，调控政策出现刹车，政策出现矛盾信号；三是全球贸易摩擦持续，以整顿和调整为主的政策，被迫开始做反向调整；四是国际环境继续恶化，稳增长问题变得紧迫，微观经济风险事件增多，最终可能出台全面刺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