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固执地加息，击败了抑制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最近，他驳斥了一个神话，即历史上总统从未试图影响利率，比如里根“一句话也没说”。正相反，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曾告诉沃尔克，“总统命令你在大选前不要提高利率”。这种干预让沃尔克“大吃一惊”，他推测，里根总统选择图书馆的地点，可能是与椭圆形办公室不同，”图书馆可能没有录音系统”。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今年高位以来跌幅已超10%，投资者忧虑中国资本外流风险加剧。香港银行界估计，内地会通过三种方式应对资本外流风险：（1）更严格地控制贸易商的外汇交易；（2）收紧企业在境外进行并购活动；（3）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海外资金流入等，以抵消资金流出压力。市场估计，伴随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在资金双向流动下，大量资金从境内净流出的机会可能较小。
2015年国内“股灾”时，中央连环“暴力”救市，先叫停新股发行，要求券商在4500点以下不能减持，此后更出动公安部调查“恶意”沽空等，试图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运作，最终迫使逾千家A股停牌，救市不成，反触发市场恐慌。经历三年前“暴力”救市教训，中央此次拯救A股的手段相对高明，不仅鼓励市场资金入市、开放市场，引入新“水源”，还多次强调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纾缓外资对政策“开倒车”的担心。
中国在赞比亚的贷款正在引发当地民众不满。一些民众认为每月缴付更多的电视费被用来偿还国家广播公司从中国的贷款。这提醒了中国对外投资时，也要考虑被投资国家的偿债空间问题。如果这种贷款使当地民众增加了成本支出，并产生反感。这会在人们之间产生示范效应，并可能在代际间传递，而这对中国未来的对外投资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0月22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当事人不服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这有利于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有利于加强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依法平等保护，促进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外汇局于10月22日通报的20起外汇违规案例中，涉及包括7家银行， 6家企业和7名个人。在通报的6起企业案例中，首次提及返程投资企业，即在境内投资的海外SPV（特殊目的企业）的外汇违规行为。金石包装（嘉兴）有限公司和傅采林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均因为未如实披露返程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信息，违规汇出利润，构成逃汇行为，分别被罚95万元和104.7万元。
根据马来西亚银行的报告，越南在2018年前九个月的制造业流入增长了18%。泰国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7月，泰国的FDI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3%，至76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流入增长近五倍。在菲律宾，对制造业的净外国直接投资从去年同期的1.44亿美元飙升至8.61亿美元。分析认为，中美关税争端可能会吸引更多公司在东盟建立生产基地规避关税，贸易紧张升级只会加速目前的趋势。
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对于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称，当前股市的心理特征是，市场对制度创新和改革政策有很强的期盼，一定要有针对性地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在市场基本制度改革方面，制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等。在鼓励市场长期资金来源方面，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巩固市场长期投资的基础。
挽救资本市场的政策纷纷出台。为支持优质企业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证监会将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的间隔期从3年缩短为6个月。证监会将区分交易类型，对标的资产曾申报IPO被否决的重组项目加强监管：对于重组上市类交易（借壳上市），企业自中国证监会作出不予核准决定之日起6个月后方可筹划重组上市；对于不构成重组上市的其他交易，证监会将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近期“国家队”、“地方队”及国企大规模救市。安邦咨询研究团队认为，需要关注机构大规模入市对A股市场的系统性影响。在我们看来，国资出点血稳住证券市场，没有问题。但如果散户大规模退出，机构大规模接盘，A股市场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超级间接融资市场”。鉴于机构的超强控制力，股市的价值发现功能可能受到损害。需考虑国资大规模入市对证券市场的系统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