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国内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调节，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注重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这意味，降准仍是未来宽松政策的优先选项。中美贸易战变数增大，也在加大降准的可能性。

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山东禹城、浙江义乌和德清、四川泸县等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范围较窄、时间较短，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未来要继续坚持“三大原则”，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近期通胀预期有所提升，主因是对今年猪肉价格的强烈上涨预期。但猪肉价格并非CPI上涨的唯一推手。数据显示，主要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涨幅扩大，上涨10.1%。不少人担心，未来几个月CPI指数还会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甚至突破传统上认为的3%“红线”。市场认为，“猪油共振”之下，CPI年内或有个别月份达到甚至超过3%的可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19日晚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刘士余2014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6年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2019年01月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观察当前全球经济，有一些新上台的的领导人，完全违背经济学理论与常识，在体制和政策选择上似乎主要依靠商业直觉。相信这种不尊重科学和前人积累的理论和知识的做法，终将会碰壁。但这种做法一定会消耗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资源。他警告，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体制和政策研究的需求逐渐走弱，也会出现一种“改革疲劳症”。

4月上海机场旅客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货邮吞吐量均出现同比下滑。这是该机场继2014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旅客吞吐量同比下滑。此外，国内37个千万级机场中，共有10处出现旅客吞吐量负增长。民航局相关人士指出，这主要受季节性等短期因素影响。但部分行业人士认为航空出行需求端增长放缓、旅客端多元的消费需求可能是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战促使部分台资撤离大陆。台湾《商业周刊》调查，全球大约70%以上的手工具都是“中国制造”，利润率大约20%，如果关税变为25%，会有一堆企业倒闭，导致产业大洗牌。电子科技业则选择大胆移出大陆，大部分台资电子企业在大陆的毛利率为15%-20%，关税提升到25%会导致他们垮掉。迹象显示，贸易战对大陆的影响开始冲击产业链。

面对中美贸易战升级，有人建议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这种做法可能很难有效。一是中国持有美国债不到1.2万亿美元，占20多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余额的比例甚小；二是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量宽规模逾3.5万亿美元，中国抛多少，美联储都可通过定向宽松买入对冲；三是中国抛售了美债，拿在手里的仍然是美元现金，仍然是美元资产。

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意见强调，要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稳妥办理续贷和展期，积极应对或将迎来的还款高峰。高度关注片面追求贷款规模和覆盖面、以扶贫名义过度举债等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有市场人士认为，目前在地方融资问题中，中央只做减法，很少做加法，限制多，放开少，加大了地方融资压力。

为了避免“多线作战”且不干扰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谈判，美国特朗普政府将推迟作出汽车关税的决定至多六个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迟征收汽车关税可能与中国贸易谈判有关。如果与中国持续打贸易战，那么可能很惨烈。一旦开征汽车关税，意味着美国与欧盟、日本也将展开贸易战。对于三线作战，美国还是比较忌惮的。

近日，银保监会等六部门出台管理办法，要求共享单车等运营企业收取的用户资金放入商业银行存管，进而防范用户资金被非法挪用的风险。监管部门的补救措施有些晚，而且仍是从行业层面去做监管，为了避免以后出现类似的问题，监管部门应该从金融角度出发进行统一监管，对凡是涉及到收取用户押金的行为统一纳入监管。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吃紧再加上严厉督察，使得地方政府的工作很不好干。有地方官员感叹，现在责任追究很厉害，做事情要处处留痕迹，干啥事都要拍照留存，决策事情要有会议记录。此外，基层干部现在都不敢帮企业说话了。有政府官员表示，现在组织内部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感，存在严重的内耗，“做CT很好，但天天做CT，实在受不了”。

与今年一季度6.4%的超预期经济增速相比，4月份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全面不及预期。有必要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做清醒客观的评估。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要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困难做更多准备。下行压力不减要求中国继续实施宽松政策，而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则要坚定推进改革和开放。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地方建设“融资难”的问题开始显现。就安邦咨询来看，要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难，从长期的角度而言，还是需要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理顺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职责，哪些是地方应该花的钱，哪些是中央应该花的钱，解决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矛盾。另外，政策延续性的问题也必须解决。

贸易战可能会导致以中国为制造加工服务中心的全球价值链转移，低技术劳动者会成为价值链转移的受害者，面临潜在的就业问题。全球价值链的龙头企业拥有品牌、核心技术和销售网络，中国出口企业可以获得品牌、技术和销售网络的溢出效应从而增加出口。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不仅需要产业的升级、也面临从制造到技术开发、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等一系列产业链重构的课题。

地方金管局掀起挂牌潮之后，地方金融监管再加码。近一个月以来，已有湖南、江苏、山东等多地就落实金融监管属地职责展开部署。地方金融监管的核心目标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对区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明确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7类机构监管范围，并逐步强化对投资公司、社会众筹机构等4类机构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