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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驰

国防大学战略咨询中心副教授

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战略思维,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务实主义、功利主义、新型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苗头;同时有三个动向值得关注,即重视印太地区、强调对华竞争以及消极应对朝核问题。这种新思维一旦落实到政策层面,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调整重塑。

刘畅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冬奥外交”的可能走向大致有三:一是朝鲜在同韩国及各方的有效沟通(或必要压力)之下重回谈判,但其最终能否弃核仍不确定,其核导能力发展可能进入阶段性停摆状态;二是“冬奥外交”只具有阶段性效果,平昌冬奥会之后朝核僵局延续,朝鲜在各方重压下仍不弃核;三是冬奥会之后(甚至冬奥会仍在进行期间)朝韩关系因某种突发事件出现断崖式崩塌,导致危机事态甚或军事冲突。

刘悦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国际游戏规则中,美国数百年的长袖善舞,对中国有诸多启示和警示。虽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主导的三大国际合作机制有着根本不同,但并不妨碍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此,本文选取了美国主导的三个标志性跨区域合作机制以作分析——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新世纪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王鹏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

韩国要想摆脱现今在美-朝-韩三角关系中两面不讨好、处处受挤兑的窘境,最好(甚至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跳出这个老框架的窠臼,利用当前难得的战略优势“时刻”(这个机遇期可能不会太长),尽快发挥主动性作用,拉拢朝、中,以自身为中心和主导打造一个三边对话与协调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实体化。

吴日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国核威慑的基础是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即令对方领导人不能确信可以在第一次打击中全部摧毁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虽然中国进行核报复的概率并不是100%,但是鉴于核武器巨大的破坏能力,只要核报复的概率足够高,敌对国家领导人并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一定程度的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就足以吓阻敌人的核打击。因此,中美战略稳定性和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美俄战略稳定性不同,稳定性的标准要低得多。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仍将受外部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很难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因此中国的外部性需求不容乐观,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部的需求。同时,我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时,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是有利于给深化改革创造空间的。所以,我国未来的政策,首先要利用我国现在还有的后来者优势,以及比较好的财政条件,采取必要措施支持投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世界性民粹主义的崛起,将冲击国际关系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并导致各国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调整,给国际社会带来某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理性应对,深刻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曲折与反复中推进自身和人类不断走向更为理性与成熟的文明。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任务。代表作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2016年的全球化逆转让人忧心如焚。首先是英国的脱欧,让人对超民族国家建构处在领先位置的欧洲联盟前景颇不看好。接下来的一年,人们预期意大利、法国很可能会脱欧。一时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这类逆转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此前主导全球化发展的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似成气息奄奄的过时观念,大有被人弃如敝履之感。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一是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但不要全面反击。二是顺势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第三,如果美国过于强硬,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一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几万项,每一项数量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四项,如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多扣一点关税,美国生产者绝对比中国生产者感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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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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