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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蔡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根据非常浓缩的历史经验,所有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本来都是渐变而缓慢的,然而,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会诱导出一个突然的加速,渐进性由此变成突变性。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疫情而加速、加重、加深。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供应链调整乃至断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健康安全等,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将在一个更不确定的环境中。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深重。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格局将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产业竞争将加剧。中国产业发展战略制定应遵循发展规律、竞争规律,灵活应对世界发展变化,牢牢把握时代发展之机,着力化解发展中的问题与风险。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宜采取“扬长补短,攻守兼备”“稳中求进,重点突破”等战略方针,从“质量提升、效率变革、新产业成长”等维度选择发展路径。

杨志勇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关系的现实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一种;接着,税收返还单列,不作为转移支付;后来又把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放在一起,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在做法上二者并列;再后来,转移支付又包括税收返还。从最近的转移支付分类来看,新实施条例在这一点上似未全面吸收改革的成果。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逆全球化、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影响等因素,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格局和产业布局,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的力度可能比外资数据显示的更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在努力承接外资撤出后留下的市场空间和制造业资产,希望提升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但在全球市场空间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能否实现从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王丹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

从时间轴来看,“双循环”体系的提出与十四五规划相得益彰,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发展布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调整。稳定的增长、技术创新、制度性改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保持独一无二的增长趋势的重要驱动。当然,“双循环”体系的转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周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这需要加大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更加注重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的互动性,实现二者的平衡,为“双循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陈文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要提高我国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问题。2020年,5G网络大规模商用,将大幅降低组建工业专网的难度和成本。阿里云、腾讯云已通过toC业务实现了规模经济,可以较低的成本为工业企业提供云计算等基础设施服务,节约大量原用于购买IT设备和雇佣专业人员的投入。目前主要难点在于工业软件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费用昂贵且存在断供风险,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我国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过去四十年乃至过去七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后面四十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还要尽可能继续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考虑到劳动人口减少这一不利因素,我们要在资本积累,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同时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把这两个收敛因素用足,以最大努力去追求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要自力更生,是有明显偏差的极端化认识。更为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处理好内外双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但现在更倚重于内循环,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形势使然,是很有必要的。促进内循环的举措主要包括:第一,抓好“两新一重”为重点的有效投融资;第二,优化收入再分配;第三,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第四,支持企业做好外贸与必要的“出口转内销”;第五,继续深化全面配套改革。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历史上不断有人以及国家推动限制利率上限的那些法律和举措,还有一些道德规范也希望能限制利率上限。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这种道德规范越是对放贷人敌意,越把有钱的本来可以放贷的人吓跑了,资金供应量只会越低。资金供应量越低,借贷的交易安全也越低,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得资金成本利率值会更高,而不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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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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