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背景下，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治理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如何治理深刻变革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未曾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理论界）经历长期、艰苦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本文关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即权力的介入。围绕权力介入的现象分别介绍了几个问题：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慈善与福利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权力介入的开始、原因及其影响；随着2016年《慈善法》颁布出现权力介入新的形式，而权力介入的新形式标志着权力理性的兴起。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长痛不如短痛。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应该在正视问题的前提下，坚定改革方向，稳步推进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否则，只会导致问题累积越来越多、改革的代价越来越高。简言之，我国职业教育是一个沉疴在身的庞然大物，主动改革会受伤但有可能浴火重生，不主动改革则只会沦落到苟且偷生。

人民概念是指与“非人民”相对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其中主要部分是广大普通劳动者，并且体现在人民中每一个个体（主要是每个公民）身上。人民主体的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人，反对君主、官主、金主。人民主体理念需要具体落实到人民是经济主体、政治主体、文化主体。

欲了解集体生产中农民行为的复杂性，我们需考虑所有可能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中国农民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参与到集体生产之中。

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即本体论上的局限：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

我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合理、适度的理由，又有非理、过度的根源，为此必须理性客观、全面系统地看待。尤其要充分认识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非正义原因，特别是权力腐败等恶行根源，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极端危害性，努力提升缩小贫富差距的国家战略意识，破除对“贫富两极分化”的认识误区。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持续加剧，未来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将更加巨大，问题将更加严重和不可收拾。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中国围墙意识强烈的深层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饱受人多地少、土地（耕地）严重匮乏的困扰，对土地资源的节约或珍惜意识比西方强得多，这使国人有一种对土地资源的强烈争夺和占有意识，这种意识就转变为围墙意识，只有把属于自己的土地用围墙围占起来，才能满足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欲，防止别人争夺和占有自己的土地。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六个关系问题：一是监管责任与能力匹配。二是行政行为与考核激励。三是协同并行与责任划分。四是利益剥离与能力提升。五是服务转移与政府购买。六是权力依附与平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