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对于依法治国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规范执政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建设法治执政党，通过法治执政党领导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二是规范执政党行使相关公权力 -- 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 -- 的行为，为执政党的这些执政行为直接提供“法”的依据，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三是为实现执政党领导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直接或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就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事务作出规定，推动国家相应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等
农民自发购置的50多万台收割机和数十万台拖拉机每年按季节有序南下北上、东进西出，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我国农作物机械化收割和机械化翻地问题。这种肇始于十多年前的农机共享现象应该是开了我国大规模共享经济的先河。
张红宇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
邵海鹏
全面深化改革，要重点啃硬骨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无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央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更多考虑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三权分置”就是当前的制度创新。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频现。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全球化不仅是指经济全球化，而且是指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但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潜在的冲突。对于21世纪的全球化来说，主要挑战来自于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失衡、政治失衡与政治-经济失衡。简而言之，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微信公众号是自媒体意义生产的一种有趣方式。如果我们把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者定位为新型的都市“商住两用型”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他们所主导的知识生产就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对明确的知识目标、明确的知识受众进行的意义“双重生产”。
周翠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指导性案例不应满足于裁判要点的归纳,更应在结构与说理范式上为法院日常裁判提供参照,唯此才能凸显其特殊价值。为了实现指导性案例承担的指导功能,未来的指导性案例宜采“判决文风”,先述明结论,再论证理由,判决结果置于基本案情之前。而且,基本案情应当简明扼要,裁判理由既清楚易懂又言简意赅。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我参加过一些会，主题是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与会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有中国道路这一说，也都认为要重建中国话语。但开着开着，英文就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大家不要小瞧这个细节。为什么在关键的一些词语上，我们非得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述呢？这就证明我们中国当代的理论话语还不足以表述那么精微的思想，它使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用西方语言来表达。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
近日，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前往贵州省就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课题组与贵州省发改委、民政厅、交通厅、水利厅、卫计委、财政厅等省直相关部门进行座谈，深入黔东南州施秉县和遵义市余庆县走访贫困乡镇、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贵州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精准扶贫措施、经验、问题。本文将报告此次调研掌握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思考。
石良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汤蕴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总量、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过去的一年中，关于四条底线“底线思维”，已经在上海深入人心、形成共识。然而，“四条底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严守底线的约束条件下，上海该如何发展？看似矛盾存在，但若转换视角，就能明白底线的深层含义：在发展目标下，底线思维倒逼着上海转型，将底线和目标放在一起，就能发现上海发展的短板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