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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导

尽管中国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持续增长,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差距的均等化。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转变既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

现行产业体系进行扬长补短的核心是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我以为现代产业体系领先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用产业体系的三个能力来反映。第一是全球产业链治理能力。第二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第三是持续合作创新能力。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迭代的,所以要求产业体系要能够持续合作创新。从现行产业体系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唯有坚持深化改革,不断开放,扬长补短,创新进取方为可能。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王宇哲

工银国际研究部

钱智俊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高欣弘

工银国际研究部

展望2021,我们认为,修复式增长仍将面临不小挑战,跨周期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有望在变局中开新局:其一,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2021年还将延续,复苏进程在供给端和服务业仍会明显滞后;其二,宏观政策在利率下限和债务上限的围堵下急剧透支,低增长、低利率、高赤字时代的通胀预期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其三,中、美双核仍是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发动机,在中国“十四五”和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有望出现政策积极影响的外溢;其四,高估值市场出现系统性调整的金融风险值得警惕,数字经济的集体进化将带来结构性投资机遇。

郑世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创新质量落后于前列创新型国家。首先,研发(R&D)经费总额快速攀升,但研发强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次,中国研究人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研究人员密度大幅落后前列创新型国家。第三,中国是世界专利大国,但专利质量严重低于前列创新型国家。同时,中国基础研究总体投入强度明显偏低,高等教育投入强度不足,且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经费占自身研发经费比例较低。中企业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也过低。中国创新制度环境也落后于前列创新型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产学研合作水平亟待提升。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居民收入,需要宽容中小微企业和鼓励非正规就业。国外许多国家有非注册登记企业存在,如英国和德国有1/3的非注册登记企业,并且容纳大量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负要比大型企业低1/3。从全世界各国的情况,一般来说,正规在政府、社会事业组织和公司等单位中就业的比例大约为70%到75%,非正规的个体、个人工作室、临工、游商小贩、家政服务、街区服务等,占25%到30%。

李迅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唐军

中泰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在“双循环”的背景下,疏通国内投资者与企业融资间的“内循环”是当前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而全面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是这一任务的重中之重,这需要在提升国企经营层的激励机制、更健全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长期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全方位发力。同时,按照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需要,按节奏提升资本市场的开放度, 促进投融资的“ 外循环”。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

张晓晨

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以来,为对冲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央行创新政策工具密集出招,巨量货币信贷投放与精准滴灌实体领域相结合,全力稳定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前10个月社融和信贷分别累计新增31.04和16.95万亿,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准的宽松态势。但当前中国继续保持高度宽松的必要性已然降低,央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应对之法已有转向之势,未来宽松货币政策大概率会逐步退出。关键是如何退出?

徐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中国现代城市化率依然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16年,中国按照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到了约60%的水平,但户籍人口城市化只有44%左右,近16%的城市常住人口没有城市户籍。根据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的情况,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是到80%-90%。与此同时,我国大城市率也偏低,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中国大城市化率还有近一倍的增长空间。从城市的经济密度上来看,我国一线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比,同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202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已经出现巨大的改变,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地缘战略解决方案。在中国经济现实的发展环境下,最关键的战略步骤就是要在高标准环保的基础上,大规模重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点推动长江经济带西端的经济发展,使之沿着长江经济带构建一个东西平衡的经济空间,以此对冲外部环境巨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赋予了新内涵,重心从“大保护”转向恪守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对于沿线地方来说,这是需要紧密关注的发展机会。

梅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无论是成熟技术领域还是新兴技术领域,应重视并充分发挥我国完备工业体系与产业应用情境的互补性资产优势,通过产业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由应用端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创新倒逼,以及跨产业间技术创新资源复用与重组,以创造价值获取与竞争优势转化的条件。如大飞机和高铁等“大国重器”需求牵引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基础与应用研究计划,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组织平台化与生态化创新,以及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研究与技术平台对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的跨界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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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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