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这份改革文件标志着深圳对“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而进行的最新探索。深圳新一轮的“房改”主要有四大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将房地产市场由此前的以商品性住房为主转向以保障性住房为主，这一大逆转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今年的累积减税降费将达到1.278万亿元。然而，当前的减税力度仍不足以有效激活实体经济。那么，切实减税幅度究竟应该是多少？通常有一个标准门槛：税收收入增速不应高于名义GDP增速。在过去十年内，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如2009-2011年，税收收入增速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而在经济下行期，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程中，税收收入在大多数时期都低于经济增速，实现了“放水养鱼、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唯有今年上半年有一些异常。
王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反映了中央对经济走势准确判断和对潜在风险的深刻分析，也指明了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心。其中，“稳预期”是其他五个“稳”的重要基础和有效补充。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个稳”，其中，稳投资是主要内容之一，凸显投资在稳定短期需求和促进长期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当前投资增速下滑不是一个孤立和短期的现象，而是影响投资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和持续爆发的结果，没有发展思路的根本转变，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很难扭转这一颓势。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体系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归结起来，金融治理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这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等。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元宪法”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基本契约。它在授权制宪立国的同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国家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程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部正当制定的宪法建立在“元宪法”基础上，直接吸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与内涵。这样，宪法本身也就产生了一个等级规范结构，至少分为普通条款和一般修宪程序所不能修改的“契约条款”，进而产生了修宪合宪性及其司法审查等问题。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创新能力是一国经济发展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比较优势。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能，也是一国经济发展处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条件。创新需要被激发，要有能够激发创新的制度安排，因此，要想在创新能力方面获得比较优势，前提是要有一个利于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安排。
杨文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
刘梦露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硕士研究生
吴量福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特聘教授,美国道格纳斯格洛夫市政府原CIO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作为一类“街头官僚”群体,既是城市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与基层民众联系最紧密的公务人员,其行政执法行为既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又切实影响民众福祉,成为公众眼中“政府形象”的重要构成。要在推进全面法治的前提下,修正城管责任定位,明确城管职业化方向,依法构建城管职业规范,重塑职业化的城管队伍,这是城管队伍从自身做起,突破当前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困境的切实途径。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明星逃税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人指责这些高收入群体的税率过低，实际上这不只是税率的问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底层建筑，主要问题表现在八个方面。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我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存在某些缺陷，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信心缺失。但只要我们的投资环境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稳外资”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今年或者明年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长率及增长趋势，而在于吸收外资与我国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于我们对内部的根本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有足够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