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达水
国务院研究室
高强
随着城镇边界拓展与农村人口大量向外转移, 宅基地制度出现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 我国在全国15个试点地区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效。进入新时代, 农村改革将进入纵深推进的新阶段, 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坚持市场化、渐进式改革的总方向, 更应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统筹衔接关联改革, 为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潘文轩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近年来，我国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各地在产业、劳务、消费扶贫协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较普遍的突出问题，需引起重视并研究解决。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城镇化发展任务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提出逆城镇化问题，这就需要对我国的国情进行具体分析。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空间结构的不均衡，导致一部分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此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企业布局呈现远郊区化，这也是国际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同时，伴随着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城市的资本和要素也需要投向农业和农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改革3.0处在我国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能否全面实现。为了避免出现前进动力消失、改革陷于停滞的困难局面，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始终以更大的自觉推动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走向深入。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任何动摇民营经济发展的错误言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政治取向上的重大偏差，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消除。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贸易战会引起投资的变动，外商投资可能减少，中国资本也有可能流入美国。投资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比贸易战还要大。未来几个月，如果贸易战继续逐步升级，同时进行投资战，下一步很快可能进行到汇率战，可能引发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金融制裁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如何把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中国公司踢出SWIFT和CIPS系统等，这可能为我们提供很重要的经验借鉴。
田志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田晨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硕士生
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推进，税制的健全完善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认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今后可以在如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扣除标准的制定，由统一定额标准向据实扣除、按一定比例据实扣除，以及最高扣除限额、最高收入扣除比例限制等不同标准相结合转变，采取灵活多样的扣除方式。二是进一步完善亲属纳税人之间的减税利益分配。
胡健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任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著有《法治的底色》,译有《美国破产法》等
立法思路从“先改革，后立法”“边改革，边立法”转向“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立法主体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逐步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立法理念从“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转向“以提高立法质量为中心”；立法重心从以经济立法为主转向注重各领域立法的均衡发展；立法内容从“宜粗不宜细”转向注重法律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立法形式从以制定法律为主转向立、改、废、释、编、授等多种立法手段并重；立法过程从有限开放转向公开透明。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从同质群体演变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多种类型。农民分化体现了市场化体制转型背景下农民选择空间的扩大，而不同类型农民之间也可能存在动态转换问题。就此而言，我国不仅要持续深化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市场化改革，而且要加快推进城乡在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均等化进程，为农民分化背景下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桂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农民分散所产生的治理困境在于，国家与一家一户农民打交道难。因此，要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激活村庄公共性，激活基层民主。其中尤其要注意的一点是，要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防止基层干群关系脱节。组织起来农民在基层治理中才有主体行动能力，也才能够承接国家政策和国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