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2018年，我们遇到了不期而至的外部冲击和压力，这种外部的影响又和我们改革开放40年基础上一方面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又有不可回避的矛盾凸显这种内部因素，相交织而成地带来很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体现在市场预期方面，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人士的一些焦虑不安。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代表作品有《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等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三农”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农业和农村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短板，是最需要加强的领域之一。乡村振兴就是要补齐农村和农业短板，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此仍然是要深化改革，核心内容仍然是激活农民的积极性，实现要素合理配置。农村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就是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要素流动，但在促进要素流动中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将是决定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金融环境处在“宽货币，紧信用” 的状态，即央行已经加大宽松力度，但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仍未显现，信用扩张力度是当前最值得跟踪和重视的指标。尽管我们对2019年的信用扩张不太乐观，但信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也不大，“银行业总负债-社会融资规模“走势似乎见底趋稳，而且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要让商业银行扩张信用，支持实体经济，稳预期。如果这一目标迟迟没有实现，则“量化宽松”还会持续下去。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针对在2019年如何部署三农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四项具体任务，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从规划阶段迈向实施阶段的重要举措。首先，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其次，重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第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第四，总结经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项具体任务的部署，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整体规划在实施层面的全面铺开；扎实推进这四项具体任务，是在战略机遇期把握三农工作战略主动性的抓手。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地方和中央的楼市调控政策看，二者呈现“一松一稳”的态势。但从三轮楼市宽松周期看，地方政府对楼市的松绑影响十分有限。在当前中央政策大基调没有出现实质性宽松背景下，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楼市松绑政策，不足以启动新一轮的房价上涨周期，2019年全国楼市维持低迷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
执笔:杜飞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刘雪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抵御外部风险和防范内部风险叠加影响相结合，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方向，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切实护稳经济基本盘，加紧制定应对经济增长趋缓的政策体系，出台一批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着力解决最直接、最突出、最关键的问题。
汪玉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历程，解放思想不仅为改革开放历史大幕的开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困难时，在冲破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方面，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下一步中国要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引向深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难题，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引领、开辟道路。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通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两缺口对比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在净输出了1万多亿美元的资本之后，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钱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忧心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调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朱要龙
云南大学人口所
当前,国家制定了农地制度“三权分置”的改革方案。经营权、承包权的分置, 可以将“人地依附”关系转变为“人地保障”关系, 继续发挥农地保障功能, 推动乡城转移人口的半城镇化转型。但是, “人地依附”关系转向“人地保障”关系, 并不意味着人口农村退出的顺利实现。它有赖于相关激励制度的建立, 尤其是要建立农村土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是, 构建建设用地指标物权化的体制机制, 允许偏远农村人口将退地 (宅基地、承包地) 后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流动资产, 可以有偿进行转让, 探索带“地标”城镇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