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慧鹏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决定了小农仍将长期存在。现代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兼业小农, 而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在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 各类资本主体占据优势地位, 控制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 小农户形式上是独立自主的, 实际上从属和依附于资本, 有关农业产业政策也排挤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需要重新认识小农户的功能, 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使之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刘诗濛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可以看到，新的个税制度更加合理与优化。然而在这些调整中，除了专项扣除中的住房租金扣除按地区分为三档，其余条款都是全国统一。绝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体现了公平性。然而在深入的经济学思考下，事实并非如此。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恰恰会导致一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不论是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还是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都需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把制度型开放作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主线，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制度型新优势。
崔历
建银国际证券公司宏观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
金融支持经济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整体融资条件是否对经济和行业发展构成制约；二是若有此制约，所需是股权还是债权。跨行业数据显示，国内大多数传统制造业行业已入成熟期，内部融资条件（现金流）比外部融资对企业扩张更为重要。盈利和现金流改善，才有持续的投资和融资。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需要在以下五个关键方面聚力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然也就成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成为引领全国的示范区，必须坚持以发展制造业为本；高质量发展催生品牌，而品牌创造又推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发挥相关功能平台的探索试验、支撑引领和带动示范作用；建立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
进入2019年，中央政府继续稳步推进“六稳”工作部署，通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措施，以全面支持民企融资，确保民间投资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找到了破解政策执行困境的突破口。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多元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形态多元、经营主体多元等国情和农情，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持续扩大开放的发展方向，立足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立足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肖军
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宪法行政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张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叶必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法治政府司法指数”是基于司法角度来考察我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旨在从独立的司法数据中探寻法治政府的发展规律，来评估当下我国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进而为法治实践提供决策建议，同时为本土化的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当代自由式民主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由于不断上升的权利预期或民主绩效的不足，许多民主国家的公众对民主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制度而言，民主又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公众这种一边热切地拥抱民主、一边又不断对其产生幻灭的状态，笔者称其为“乌克兰困境”。“乌克兰困境”构成当代自由式民主的一个根本困境。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在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候，当时人们相信资本会自掘坟墓。但近代以来的经验表明，资本不会自掘坟墓，但资本为社会准备坟墓。人们离不开资本，但资本往往造成奴役甚至“死亡”，在发达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娱乐至死，而在落后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劳累致死。在新时代，如果人类光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却不能克服资本所带来的这些后果，未来人类面临的境况很难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