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促进共同富裕是我国下一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要通过金融手段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就应该发挥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来配合金融政策，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来建设创新型金融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阶段要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需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更加密切地进行协调，通过有关政策精准发力来尽快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增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何玉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数字生产力应用是数字技术与生产力要素融合，实施数字化劳动的过程。数字生产力应用具有专用性和通用性、虚拟性和平台化、共享性和分享性、赋能性与节能性、预测性和精准性，以及“比特”与“原子”共存等特点。数字生产力的劳动应用，表现为数字技术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有机融合的数字化劳动和新价值创造过程。数字生产力的产业应用，表现为数字农业、数字工业和数字服务业兴起和价值创造。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关键。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中美相关金融监管冲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形成以中国内地企业在A股科创板、创业板，和港股进行上市的风险投资退出路径。如果考虑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出路，从越来多的中概股企业“回归”港股和A股来看，这是基于中国地域影响力来扩大金融“内循环”的路径。同时，香港作为自由港，仍可以吸引海外资本通过港股或内地与相关的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中国企业，它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外循环”的出口。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李鹏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未来进一步的改革要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发力：第一，加快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和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土地（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供给，以适应那些城市人口增长的大趋势。第二，打破行政边界，围绕大城市大力发展都市圈。第三，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地区间以人口自由流动为基础，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改革的攻坚阶段。2021年切实启动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并实施调水改土，同步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更深入的攻坚改革，形成7 到8年大力度改革的新周期，会获得各方面的新增长潜能。如果未来三个5年期间国民经济能够按照6%—5%—4%上下的水平，实现稳定和安全的增长，那么中国一定会建设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李超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收入分配改革旨在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实现共同富裕，这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逐步的结构转变过程。政策路线图或将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调节高收入三方面推进。其重心分别在于：打通向上流动通道；发展产业等市场化方式增收；从财产性收入、财富差距入手调节高收入，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同时遏制非法收入，保障社会公平提升勤劳致富风气。海外国家有效控制贫富差距并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核心是依赖二次分配。
王春业
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一些较为发达的"特定区域"。这些特定区域对法治建设有更高的需求,却遇到了诸多法律上的瓶颈,也由此影响了这些特定区域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特定区域经济的超前发展需要法治的先行作为支撑;同时,只有法治的先行才能促进特定区域经济的快速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特定区域的法治先行,必须对国家法治统一的含义作出新解读,法治统一并非机械地要求地方立法与上位法的完全一致;必须对地方间的法治公平进行重新认识,法治公平并不是法治建设的平均主义。
庞明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陈念平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讲师
从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视角来看，思想动员会、工作布置会、协商协调会、群众工作会、督查反馈会等一系列会议是政策宣传发动、政策分解、资源调配、具体实施与调整反馈的过程。把“人”的价值带回科层运作中，将纵向等级权力的“收”与“放”、横向专业分工的“分”与“合”、政策及其表达的标准化与差异化进行动态优化组合，可以实现顶层设计与分层落实的差异对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的调节校准。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建构了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制度，“阶级斗争”成为乡村治理核心理念，“政治运动”是乡村治理基本政策工具。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是对既有治理体制的颠覆性突破，是新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最大变局。改革不仅促成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也造成基层乡村治理体系深刻转变，标志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进入新阶段，呈现新特点，面临新挑战。探索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需要继续贯彻农村改革根本经验。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方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外交上体现为坚持和平与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度也日益上升，中国国家安全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上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挑战也日益显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面临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压力、错综复杂的国际制度压力和日益高涨的国际舆论压力，这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国家核心利益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确立与世界互动的底线，不可妥协性决定了其是中国外交的红线。
